首先,作者一开始的假设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但很容易被推翻,除非作者故意忽略了后来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如韦伯和弗洛伊德。
其次,除了引用布迪厄和Ann Swidler,我没有看到作者在理论创新方面有什么突破。布迪厄在国家精英里提到了直觉依赖和目标掌握型,但其数据之前是装模作样地实证主义调选过。另外,作者的阐释学数据选调在评论区被人指责为只涉及清华和复旦学生的精英派对。在中国,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这两所学校,只有那些阶级无意识的小瘤民才会不知道这个事实。
Swidler一开始的论述是拒绝稳定的文化,将文化视为一种工具箱。然而,作者后面又莫名其妙地提到南方和北方的家国情怀,似乎又陷入了这一陷阱。后来,作者意识到Swidler被群批行动者的工具理性影响,这成为文化配置概念的基础。但是,作者在讨论文化配置时又混淆了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
作者在社会行动者理论建构方面尝试了类似拉图尔的方式,但在强调习性错置和文化资本短缺时,又让人觉得是否和拉图尔一样忽略了网络内部或之间的结构或模式,比如权力关系、利益冲突和规范约束。这些因素在醇儒花大笔钱参加人类学实践,想要进哥大的性别研究系,结果一无所获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中间存在价值迷失和投机行为。
作者的结论是系统性地错误和盲视的。如果不能看到中国正在经历的自主驱动、机会主义和价值顺从的过程,就去引用七十年代美国青年原子化现象,那么还是多读些关于中国研究的东西,而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最后,作者建议学生多求助辅导员,这简直是增添了喜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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