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戴震与章学诚：重新认识

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被誉为清中期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任何研究清中期思想史、学术史的学者都不能绕过该书。该书开创的范式，以“道问学”与“尊德性”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从胡适、章学诚和戴震三个方面探讨余英时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对章学诚的发现，胡适之前已有学者阅读了章学诚的书记，但这些记录多是个人的读书经历，对章学诚思想传播起到的作用有限。而胡适在中国人之前形成了对章学诚的研究，首开了章学诚研究的先河。胡适之前已有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年谱》，但是胡适因为受到内藤湖南的影响，才开始了对章学诚的研究。不过胡适对章学诚的研究，也因外源性因素的影响趋于急促乃至歪曲。在研究章学诚思想方面，胡适以西度中的方式去看待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犯了以西度中的错误。胡适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去衡量章学诚，将章学诚拉进了“史料学派”之中。尽管胡适对章学诚思想有所曲解，但是胡适仍以编订年谱并以他的名气带动了章学诚的研究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其次是对戴震的再发现，余英时在书中运用了以赛亚·伯林的“狐狸和刺猬”的比喻，认为汉学呈现狐狸的性格，戴震将自己伪造成狐狸，并且还成为了狐狸中的王者，只有章学诚发现，戴震虽然自命狐狸，但戴震实际上是刺猬性格，他只不过是伪装成了刺猬。通过余英时的阐发更显得其中的奥妙所在。因此可以说余英时对戴震的再发现。

最后是余英时对章学诚与戴震的重视，他将戴震与章学诚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衡量。在清中期考据学兴盛之时，章学诚与戴震的地位是有巨大差异的。但余英时的研究没有盲目跟从汉学的路子，而是以历史的眼光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在清中期的考据学风气中，有没有什么别样的光芒。章学诚与戴震，正是余英时所发现的别样的光芒。正是由于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章学诚被抬到与戴震同样高的位置，因此可以说余英时发现了章学诚，即发现了章学诚在清代思想史中的意义。

综上所述，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在研究清中期思想史、学术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章学诚的发现、对戴震的再发现以及对章学诚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重视，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书的思想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