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应该把楚辞和屈原分开。屈原是诗人,而对屈赋“趋炎附势”的拟骚者只是骚客。屈原的感时伤怀是真挚的,他的忠君是生命性的。这是悲剧,是两个理念的冲突,他因此而赴死。而骚客们只是发发闹骚,只是对屈赋的形式的模仿,所以可以说毫无价值。
甚至可以精神分析地来说,当时的道德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对屈原及其诗赋是利用的,是意识形态化了的。这就是为什么骚客们尽管辞藻华丽鸿篇巨制,但仿拟屈原只摸到了九章的边。他们最热衷于的也许是离骚,问题是他们完全没有屈原的桀骜不驯,那种自在自为的逍遥倘扬。他们根本不“好修姱”。对九歌、天问、二招的各种丰富形式,他们弃之如敝屣。
为什么古代的意识形态那么爱戴屈原呢?其实他们只爱他们所爱的屈原:那个忠君死节的屈原。他们只把矛头对向“众芳之芜秽”,对统治者的抱怨仅限在“荃不察余之中情”的软弱妥协的屈原。他们看不到“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他们既不敢于对天地前古后来发出超过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更不敢“从彭咸之所居”。他们畏首畏尾,并不比他们所鄙夷的党朋鸱枭好上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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