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正德初年(16世纪初),因官场失意而还乡的御史王献臣,以大弘寺址拓建为园,取名为"拙政园"。他的园林由多处隙地拼凑而成,其中穿插着花圃、竹丛、果园、桃林,建筑物则建造稀疏错落,共有堂、楼、亭、轩等三十一景。整个园林以水为主,营造出疏朗平淡,近乎自然风景的氛围。
类似于王献臣这样的官员,他们在安享晚年之地大力修建府邸和园林,这样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唐宋时期,很多文人官员都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卢建荣所写的《唐宋文人的风雅生活》中介绍了一些官员,例如白居易、欧阳修等。他们早早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做了打算,选了一处心仪的庭院,希望与友人谈诗论道,把酒言欢。
白居易选择的洛阳是他为自己寻找的安居之地。唐朝时,洛阳素有东都之称,虽不及长安繁华,但是仍是十分繁荣的。白居易在洛阳不仅有一处房产,在城内外各自拥有宅院别墅,就像今天的富人,上班时居城中心公寓,休息放松时住别墅,享受小资生活。
白居易并不是唯一有两处房产的文人,裴度、牛僧儒等人也都拥有城内外的房子。牛僧儒城内的房产叫做归仁坊宅,城外的被称为南庄。
《论语》·雍也篇中写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文人之所以钟情于山水之间,是欣赏自然的豁达和美好,愿与自然相伴。因此,无论是官场得意还是官场失意的文人,都热衷于园林。
文人如果能有一处亲近自然的居所,那便是自己心中所愿,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对他人的园林赞赏时从不吝惜笔墨,其实他自己也有一处不错的园林,可惜由于一直在朝做官,无暇利用。
园林不仅可以表达寄情,更能够治愈。柳宗元被贬到柳州时,自己动手去规划修建了一座园林,并写了《永州东亭记》。家是来处,也是归处,因此中国人很看重对家宅的修建,有能力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处高雅之地。
文章最后引用自《庐诗·方叔唱和·结客》:“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中国文人钟情于园林,既源于对自然山水的留恋,也有一层对世俗不堪现状的逃离。《唐宋文人的风雅生活》透露出中国文化底蕴对文人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一本很好的文化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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