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这本书并不被许多人熟知,如果它被更多人阅读,那么余华的声誉将不再是现在的。那么为什么这本书没能被广泛推广呢?因为它不可能被推送,如果不向大众推广,大众就一无所知。这给了我一个启示:如果我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我知道的就太少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说真话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余华这样一个精通生存艺术的人要去美国出版一本明显读者不多的书?为什么老谋子一定要拍一秒钟,即使剪辑后基本面全非?因为创伤总是要面对的。为什么王朔认为中国人如此麻木?为什么市民在公共领域精神上被限制,只能退缩到物质上,只能追逐金钱,从而导致物欲横流和对权力、等级的崇拜?如果空缺能被填补,那还可以接受,但问题是,它并没有真正被填补。因此,人们最终走向麻木的循环。现代社会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品,可以无限地看电视剧,享受娱乐至死,没有可行性的障碍。这就是基本问题:如果应对问题只是应付眼前,那么治本就没有意义,谁能拒绝美丽新世界呢?
我经常想到这一点,想到鲁迅到底改变了什么,鲁迅是否实现了他想要的变革。在我看来,真话只有在自我和解中有意义,对于余华、老谋子来说也是如此,而不是只说“真理”要普照所有人。鲁迅已经做过了。然后,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我偶尔会想起赵本山,想起早年春晚上的小品。小品算得上真话吗?或许连真话都算不上,但即使如此,这样的小品也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了。
所以我非常珍惜说真话的人,也喜欢说真话的人,即使有时候真实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真实,也存在着狭隘、偏见、盲目或其他限制。这是因为真实是稀缺的。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创伤,那么一点点的爱是无法填补的。爱和真实都遵循这个逻辑。我们渴望得到很多,但存世的很少,怎能不珍惜呢?
周有光曾说过一句话,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句话简明扼要,意味深长。类比于此,我引用了这个标题,因为逻辑是相通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个人。
从个人的角度看待社会,要么觉得社会对我公平,要么觉得社会对我不公平,要么看到社会的好处,要么看到社会的问题,要么只看到表面现象,要么抨击本质,然后我们会问一个然后,但却发现没有所谓的然后。好的事物似乎无法多得到,而坏的事物似乎也无法改变。于是我们习得无助感。我们条件反射地抗拒、厌恶一些东西(从本书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部分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基本上不与他人讨论一些事情的原因,即使像现在这样独自对着空气说话,也只是使用一些抽象的言语:你知道对方是如此视角,你知道这种视角会导致怎样的讨论结果,你不希望给自己找麻烦。
因此,关键在于从社会的角度看待个人。他们为什么写作,而我为什么阅读,实际上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都在尝试理解自己的位置。
人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眼睛长在自己身上。把眼睛交给社会,自己就会被看见。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人,看见自己后,因为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以我们就有了改变的机会,至少有了可行性和可能性。
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社会看到自己,怎样去操作呢?就像阅读这本书一样,怎样阅读才对自己最有价值,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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