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怠社会：虚假自由和功绩主导

韩炳哲没有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直在进行社会分析。他认为，我们经历了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的转变。在功绩社会中，我们既是主人又是奴隶，这种合一让我们自我剥削。来源于资本主义对效率的要求，功绩社会成为新的社会形态。

然而，韩炳哲并没有详细分析功绩社会/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我能够”变得天然合法并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汪民安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绩效也来自他者，如公司的绩效控制、企业文化和精神。然而，即使还存在他者，它们也是隐匿的。例如，我身边的孩子们不需要家长或学校强迫，就会过度投入学习中。这种自我剥削似乎是一种自我认同，而不是来自他者的要求。因此，我更倾向于将这种“我能够”的绩效精神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和宣传根植于人们的内心。然而，这种推论可能过于浅薄，无法解释所有现象，让人不满意。

在《空无与行动》中，描述了法国心理学家让-莱昂·博瓦的一个心理实验。他让受试者分为两组，实验中包含让人不愉快甚至违反道德的内容。其中一组告知可以自由选择退出，另一组则不告知。两组最终坚持下来的人数比例一样，但未告知可以自由退出的人感觉被迫继续参加，而告知可自由退出的人则认为参加是自己的选择，而非外在强迫。他们甚至为不适的实验内容寻找原因，来合理化它们。

实验条件都是相同的，不愉快的实验都来自外在强加，除了被告知是否可以自由退出这一条件。然而，这一条件却让受试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差异。这个实验的洞见说明了“自由”的巨大心理暗示效应，也能解释功绩社会/主体的形成。当我们被告知是自由的时候，他者的压迫并没有消失。然而，随着对压迫的忍受，我们会内化这种压迫，创造一种虚假的自由来回避对他者压迫的排斥，从而进一步自我剥削。这种变化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

以孩子学习为例，教育上要求综合素质教育而不是分数排名。孩子好像有了更多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分数排名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匿在各种环节中（甚至学习目的仍然是高考）。孩子们仍然选择分数竞争，但这种选择成了一种自愿，孩子们构建出一种虚假自由来应对排斥，以实现疯狂的自我剥削。

另一个例子是工作中不打卡、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的所谓的“互联网精神”。然而，绩效导向仍然存在。虽然员工似乎有更多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但内心仍然觉得可以多做一点来提升绩效，最终导致加班泛滥。这种心理让加班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怨气没有向外发泄，而是全部内化。

因此，“自由”这个高尚的词汇看起来是“天授”的，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它也容易被当作工具或被误用。齐泽克区分了“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前者是在现有权力结构下给定的选项中自由选择，后者则是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给定的选项。真正的自由能够反作用于现有规则，增加选项，甚至改变规则。这也说明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有时是虚伪的，因为在其秩序之外的选择是非法的、不被允许的，甚至是必须消灭的。

与自由相关的功绩主体的“我能够”似乎是天然合理的。然而，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否真正具有选择超越绩效的自由去追求新的生活和工作目标。显然，功绩社会没有给予我们这种自由的选择，它让我们认为，我们的失败源自自身不够努力，而不是外部规则。要打破这种循环可能很困难，但我们最终需要认清自己所谓的“自由”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