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所收诸文可见版本研究之不同取径。个人感觉马清源、仇鹿鸣的文章最具启发性。 马氏指出“景祐本”《汉书》修补版时受庆元本系统文本渗透的问题,揭示出官方刻本与坊间刻本在角力中影响力的此消彼长。窃以为此现象实为文献“通俗化”演变的一种表现,正经注疏刻本的修补版中是否存在类似的现象,值得进一步考察。 仇氏发掘出四库馆臣辑佚校勘工作的若干细节,可见任何看似严谨的学术工作都可能掺杂有偷懒的心理,今古皆然。 夏婧据明嗣雅堂抄本校正通行本《旧唐书·经籍志》的诸多错误,可见目录学研究利用正史经籍艺文志的记载一定要谨慎。 另外,多篇文章都涉及到通过校勘所得异文及其正误论证版本源流关系的内容,鄙人阅读时总感觉有些论证效力不足,主观倾向性太强。如有A、B两个版本有亲缘关系,如果出现的异文A是B非,一般认为A→B,B据A重刻时出现了讹误;但其实相反的结论B→A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重刻也可能修正底本的错误。在梳理版本源流时,基于版本鉴定的结果,如无序跋文字记载版本关系,如何科学合理地根据异文论证文本间的源流关系,是十分值得总结反思的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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