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中国道路：从1600年到1949年的形成

首先，我对这本书的关注点是它的材料和在历史学领域的独创性。然而，我发现李老师使用的材料十分经典，并没有较新的观点。另外，这本书的叙述逻辑对我来说习以为常，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深深吸引我。然而，罗祎楠老师的讲座为我之前的看法提供了一些非历史学的写作背景，使得这本书的意义更加全面。我并没有将这本书单纯地看成一个“老派”的作品，罗老师的观点促使我重新思考关于政治学理论背景方面的丰富性，并且认识到达到“突破目标”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罗老师的观点强调了对现代性研究的认识论转向，即将研究过程本身纳入讨论。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的观点作为一种构建历史意义的现代性研究路径，通过以历史共性结构为导向来比较中西方道路的个性机制（而其他三种路径则分别是以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为代表的文明理想型比较、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为代表的资源结构构型比较以及加州学派为代表的控制性比较）。这种方法与“目的论”进行对抗（尽管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研究倾向），通过共同的结构比较中西方道路，最终展示出中国道路本身所具备的历史意义。对我而言，最受启发的可能是罗老师提出的“认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世界的本质”，这或许才是推动改造世界的动力所在。从认识论转向的意义上看，这本书或许具有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