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五四”》重返“五四”：文学史中的时与存

张宝明。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时刻给予人类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五四”便是如此。它在后来的纪念言说中不断被增添“新意义”，遂成为后人憧憬仰望的启蒙神话。这一启蒙神话愈是流传广远，愈是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试图传递出某种历史观。

受惠于“五四”而降生的新文学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的正统。新旧文学传统的在语义与场域之间》以多视角立体透视的方式重审文学革命带来的语言转向，挖掘文言/白话对抗叙事在中国文人生命场域中丰富的语义空间，虽是在成为显学的“五四”研究中的“旧题”，但也堪称思想史视角下的文学史“新作”。

汉语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汉语不仅语音、词汇、语法发生了变化，书写方式、语言观念和文化思维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语言断裂给中国文人带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阵痛。

《重撰“五四”》从中国文人的语言实践角度来思考这场“文白之争”的语言转向，作者指出：文言对于文人而言绝非简单的书写体式，而是一种进可参与现实，退可抚慰心灵的“有意味的形式”。文言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可以说是母与子的关系，人为割断语言历史的脐带，不但导致了中华传统母语的巨大阵痛甚至是非正常死亡，而且还使得现代文学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该书重提“文言”的价值，也是从语言角度考察历史、恢复历史性的重要视角。

“五四”文学革命通过语言“断裂”来实现现代性最大化的演进，同时也暴露出中国语言文学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手段的残酷性。

《重访“五四”》一书呈现了林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关于文白之争中的“民主”“科学”“审美”“经济”等问题的看法。《重访“五四”》整理与表述不同思想阵营的知识人的理论坚持和生命承受，在情感与理性、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深化书写语言变革背后深层思想谱系的颉颃对抗。

“五四”文学革命导致的语言转向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汉语书写方式，同时全体国民的思维与行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作者在书中梳理分析从“含蓄”到“直白”的语言转向问题，并指出从语言结构到情感结构的变化，从而呈现“五四”文学革命影响的复杂多元性。

重访“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打捞历史记忆，是学术话语的重塑，也是学科体系再造过程中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

不管是“五四”启蒙者的知识言说，还是后学对于“五四”启蒙者的历史反思，是苛责式的评判，还是理解式的同情，考验的都是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

启蒙是一个世世代代不断重新开始的战斗。启蒙的过程是一个言说过程，也是一个意义阐释的过程。意义的阐释正是在知识人的摇摆、拷问、共鸣中进行，它可以是心理痛苦的缓解、紧张的放松，也可以是快乐的扩张、幸福的多元，甚至还会是信念的获得与放弃。

重访“五四”在填补历史细节认知的空白上表现出了多元主体的思想状态与真实环境，与胡适所主导的文学史正统叙事形成反差。

理解“五四”文白之争的复杂之处需要以“群言”的方式对细节进行不断填充，从小的方面讲，“新青年派”内部的个体之间在“态度同一性”下有着不同思想谱系的差异与对抗；从大的方面讲，“新青年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等团体作为历史的存在者都处于某个传统和文化之中，并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之中。

每一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声音特征、表达个性和言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