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代入了“解构论”原则,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立场带入历史场景进行重新解读。举例来说,作者通过对后赵国史官在描述石勒降生时的神光与其他历史人物出生时类似描述的比较,认为后赵国已经深受中原正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作者还分析了石勒与裴宪、荀绰以及石勒在张宾去世后的哭泣等描述中所用到的《三国志》素材,并认为后世封建史官的这种叙事形式是有合理性的。
其次,作者重新辨别和解读了所载有关羯族和后赵国史料的文献。举例来说,在分析冉闵屠胡事件时,作者否定了学界认为这是冉闵个人行为受“夷夏观”影响的观点。作者认为这起事件是胡汉矛盾迸发导致的悲剧,而且这种胡汉仇视政策不符合时代潮流。作者还指出了石勒“讳胡”“号胡人为国人”等言论埋下了胡汉矛盾爆发的隐患,加上其他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冉闵杀石遵加剧了民族矛盾。
再次,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与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对比,试图从全景角度全面了解羯族和后赵国史。例如,在探讨后赵人口流动的原因时,作者发现不同地区徙民的目的存在差异。周边政权的迁移是为了扩大势力和掠夺资源,而掌控中原的政权的迁移则是为了打击对方权势和自保。同时还指出这些政权都以经济为目的,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
总之,在本书中,作者以严谨的逻辑和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论述了羯族的族源、迁徙和分布。首先,作者通过外貌特征、丧葬习俗和“族源”与“族流”的关系来驳斥历史学界流传的不同说法,并运用西域石国史料和石勒的姓氏等证据论证西域胡为羯族的族源。其次,在迁徙过程中,作者通过分析羯族、西域胡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来寻找线索,得出羯族先民是随匈奴从西域迁移到漠北地区。作者还指出,在迁徙过程中,羯族一直保持着部落组织、文化、语言和习俗,石勒称王后羯族势力迅速膨胀,人口大增。最后,通过对比分析羯族和匈奴活动范围的相似性,作者认为羯族先民经历了西域部落、匈奴从属、内徙中原和融合杂胡四个发展阶段,主要分布在并州山北(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关中(今陕西中部)和雍州(今甘肃东部)一带。
总之,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历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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