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刷牙时,我突然想起了《大卫的伤疤》,然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对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有些失望。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巴勒斯坦女性的艰险逃亡,她因为离开自己的国家和语言而感到内疚,最终选择返回故土,在战火中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女儿,以达到生命的圆满。这个故事交织了难民道德困境和女性道德困境,但由于前者的伤痛过于强烈,几乎完全掩盖了后者。如果我们从不涉及巴勒斯坦的历史来看这个故事,女主角实际上是一个成功逃离但仍然想回到家庭的子君。引发她离家的原因并不是封建压迫,而是战争对生命的威胁。驱使她返回的不是现实困境,而是强大而无形的道德束缚。当她逃离战火并拥有幸福生活时,道德开始折磨她的幸福。难民、女性以及所有深深内化道德的人都会共同分享这种折磨。
我的失望不是因为这个叙述本身,而是因为其中存在的掩饰,以及我们习以为常地对此的接受。女性无时无刻不面临道德对现实利益的侵蚀。放弃现实中的幸福以追求道德理念本应只存在于少数人中的超高道德标准,然而在现实语境中,这个观念被广泛推广到女性群体中。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会被质问是否是一个好母亲,一个离家的女性会被质疑是否不孝,一个健康美丽、乐于展示身体和享受生活的女性会被称为荡妇。女性的一生被超高道德标准所束缚。这种束缚被隐藏在难民叙事、英雄母亲叙事、红颜祸水叙事之下,被无数次重现。
我想说的是,个体的女性或许无法避免道德上的歉疚,但女性的结局不需要再次经历战争并为了这种歉疚付出生命。事实上,即使没有这种内疚也无关紧要。我希望每个女性都能意识到,苦难和牺牲不应该被美化。它不是引以为傲的资本,更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它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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