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天津的天气颇有些反常,接连几日在40左右,实是酷热难耐。恰逢万有引力之新书《熊廷弼之死》上架,首要做的自然就是读之。
读完之后,顿感头皮发麻,后背发凉,暑热顿消。盖读明史,必择暑热之午时,犹不可夜晚读之,古人诚不我欺呀。
读明史,自然绕不过关外之事,看关外之事,自然也绕不过熊廷弼,广宁一役,大明朝的关外局势彻底糜烂,再无回天之可能,而时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也因封疆案,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传首九边的下场。
至于熊廷弼其罪如何,先列这么几条官方的评价,有明有清,这算是官方给熊廷弼定论。
“此盖熊廷弼姦谋不淂肆行于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怀不轨,辱国丧师,恶贯满盈,罪在不赦。......卿等可即传示刑部等衙门,著便会官速决了,以为人臣辱国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特谕。”——《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条
“......此则私心短见,杀身以此,杀身而无辞公论,亦以此。传首边庭,头足异处,亦足为临难鲜忠者之戒矣。”——《明史·熊廷弼传》
“廷弼试扪心一思: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少宽廷弼,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将来。——《熊王功罪》,《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
“明之晓谕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典刑。彼其自坏长城,其祖宗基业于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数百年论定之后,予且嘉之而怜其屈死,然则彼时之为君者,谓曰无人心而丧天良,亦非苛论而已矣。”——《论熊廷弼》,清乾隆
由明之论可见,熊廷弼按律当死,且死有余辜,堂堂一地经略,兵败之际,不思奋战到底,稳定局势,反而率众后逃,失疆弃土,将关外大片领土拱手让人,别说是明朝,就是放在当今,也少不了军法处置。
而再来看清朝乾隆的观点,就颇有些耐人寻味了。以乾隆的视角来看,辽东局势的糜烂,其原因不在辽东,而在朝堂,上至皇帝、下至宰辅群臣,“迂阔庸流,其君复不辨其是非,示之彰瘅,其臣曲直不分,门户且庇,此固天厌有明”。熊廷弼在辽东的作为已经很不错了,其罪非战,局势糜烂都是天启朝君臣之罪,与熊廷弼何干
暂且抛开这些所谓的定论不提,让我们来看看熊廷弼前后的那些知名的出镇关外的一方大员都是什么下场:
李成梁,隆庆四年(1570年),出任辽东都督佥事,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奢靡弹劾去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再次出镇辽东,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因辽左六堡问题被弹劾去职;
杨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巡抚辽东,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次年(1619年),因萨尔浒之战大败下狱,崇祯二年(1629年),被处决;
袁应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出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十月,代理经略,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清军攻沈阳,战败自缢;
孙承宗,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自请为督师,天启五年(1625年),因被弹劾自辞官,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进攻高阳,城破被擒,自缢而死;
袁崇焕,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出任辽东巡抚,天启七年七月,因宁锦之战赏赐不公辞官,崇祯元年(1628年),出镇辽东,同年因北京一战下狱,次年被凌迟处死;
洪承畴,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任蓟辽总督,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战败被俘,后降清。
看看这些名字,再看看他们的下场,字里行间之中,一种莫名的寒意从心里不由自主地冒出来。关外辽东,对于天启至崇祯朝的大明官员来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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