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于他处》追寻所思，远离置身

我十八岁去东北农村生产队劳动和生活，离校前带了一批书，以防在乡下荒废了学业。不久做了大队的理论辅导员，劳动之余，宣传思想理论。我的工作很起劲，对于书本里的要点也颇为谙熟，讲起其中的思想，力气十足。但那效果并不太好。

有一次，一个老乡对我说，你讲得很理论，可是和我们的日子不靠边，生活是另一回事。我一时无语，不知道如何回答，第一次感到所学的知识在这里空化了。

在乡下的几年，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个最大的感触是，社会一般场面上的语言，是飘浮在空中的东西，而日常中，大家有另一套话语逻辑。词汇、语法与我所学习的那一套不在一个空间里。那个看似单调的田间与村落，其实有着无法言说的丰富性。

时光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老乡所质疑我的话，至今在脑海里。这让我又次回想起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与我们却不在一个世界里。乡下人所用的那套表述，是自古沿袭下来的。他们表达思想的时候，用的是土地里生出的物象和身体语言。有一些很生动，但不能登大雅之堂。记得一位老支书，在广播里哇啦哇啦讲国内外形势，都是从报纸上学来的，也很飘忽。但到了下面，说起话来也是很幽默的，一些句子在汉语词典里无法查到，找不到对应的字来，自然，这样的时候，老人的官腔也没了。

我后来到了大学，才知道社会语言学中，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方言、土语和流行语有特殊的生长理由。也由此感到，认识社会，仅仅从书面语里感悟人生，可能出现问题。在流行语里思考问题，大多存有盲区。而学会说自己的话，也非人人可以做到。

这么多年，在与形形色色作家和作品相遇的时候，可以感受表述方式的差异。在文化变迁史中也会发现，每个时代的流行语的旁边，几乎都存在着另一套话语系统，但它不出现在主流舞台，表面是被压抑的，却有着活力。王国维当年研究宋元戏曲，就看到民间语汇与士大夫语汇的各行其路，到了胡适、周氏兄弟那代人，表达就更为多样，各自寻到属于自己的路径了。

理论界似乎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一种思潮来了后，不久有新的思潮覆盖过来，隐蔽的思想走到台前。那些隐蔽的东西，往往影响着人们的写作，聪明的作家与批评家，都不太愿意随着风潮走。这可能与艺术的创新心理有关吧，黄子平先生说，理论有时候会把人引向陷阱，读书人当要警惕。这不是没有道理。

汪曾祺先生生前很重视对于非流行语言的使用。他的文章，有方言、土语，还有六朝的句子和晚明的词语。他在小说和散文里，营造出与时代不同的韵致，在异样的表达里，却指示了存在的隐含。他发现了日常被遮蔽的东西，一些时光深处的存在一一被打捞出来。表达的不同，就是思维的不同，在拒绝词语的同质化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美质。也因此，汉语的书写有了更大的弹性。

但我们这代人大概都没有这样的本领，我自己的写作，也常常是重复性的吟哦，被一种惯性的思维所累。有时候想抽身而出，却有着力不从心之感。一个人写作被惯性所驱时，易遗漏存在的要义。所以时时寻觅不被注意的什物，那些微小的，带有生长点的智慧萌芽，才会因与其相逢而收获美意。

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写了些杂乱的文章，刊发的时候，编辑或冠之随笔，或称之散文。自己也并不太在意这些文本的属性。我现在大学教书，每年要写一点八股文，不这样写，似乎不能过关。注释要多，行文当绵密，知识点需多样，于是乎仿佛有了学者的样子，自己也得意起来。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问题是，一些重要学术思想，恰恰在那些任意而谈的文字里。孔子的思想，在谈话中表达出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谁说不是哲思的一种？现在的许多学院派的人，囚禁在自制的笼子里，感觉被钝化的时候，思想也木然了。

我曾经想在六十岁后，多写一点轻松的文字，但发现自己还在旧路上，有时候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