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而惑：生活没有捷径，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

我的三十多岁好像确实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人生里，我总是在做加法，总想着还能不能再尝试点什么新的东西，只要足够有趣就义无反顾地扑进去，真诚地相信着“明天会更好”。而之后，我开始做减法，进入低消耗生存模式，把自己主动从中产生活里进行自我除名，从主流大军里脱落，将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值降到了最低，心安理得地躺平。

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分水岭一定是“三十多岁”，更有可能是社会在这个时候进行了一个大转弯，只不过刚好迎面撞上了我的三十多岁。口罩带来的大洗牌、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越来越固化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卷的教育和就业市场、越来越剥落无力的消费主义......社会的大背景让对未来的信心灰飞烟灭，仿佛经历了一遍当年日本泡沫破灭、集体瞬间进入就业冰河时代的心理危机。

当然，三十多岁本身也是一个槛。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还认为那些中年危机的老人都是矫情，觉得他们有必要吗？等到自己也到了这个年纪，才明白具身认知层面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内外交困，让我不得不接受人到中年的三大真相：第一，人生值得留恋的东西不多；第二，能把握住的东西更少（接近于无）；第三，未来大概率不会变得更好。我原本以为这种体验限于东亚女性，尤其是口罩后的天朝。但是，这本《四十而惑》告诉我，大洋彼端美利坚的X世代女性们也在这种认知中煎熬。

过去，每一代人都期望可以过得比自己的父母更好。但新的研究证实，X一代不会。我们中的很多人将结婚生子的时间推至三四十岁。这意味着，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需要一边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顺便被人敦促需要加薪、需要在工作上更进一步。

更年期前的激素紊乱和情绪波动加剧了这种压力。可怕的是，压力会导致更强烈的激素波动症状，而这些症状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多压力。与此同时，我们被大量信息轰炸：一灾难性的突发新闻、社交媒体上其他人精彩生活的照片、没完没了的工作......如今，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每周要花72个小时来工作。我们的生活变得像俄罗斯方块游戏结束前的最后几秒，下落的方块堆积得越来越快。

更糟糕的是，在这样忙碌的年纪，我们还必须做出人生中许多艰难的决定：要不要放弃创业的念头？要不要换个行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是不是不用再生孩子了？会有孩子吗？孩子该去哪里上学？要不要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母送进养老院？如果要送，钱从哪儿来？我的梦想还会实现吗？会不会太晚了？

承受所有中年压力的同时还要被这些难题困扰，就像突然遇到了没被训练过该如何处理的紧急情况。你的表现不太可能达到最优。真是每一句都说到了我心里。比较起来，美利坚的姐妹们还更惨一点，因为她们是吃了一肚子的资本主义糖衣炮弹，到四十岁才从一败涂地的生活里醒过神来、发现了资本扎在自己脖颈上的獠牙。但是，在性别的维度上，这个洞察在大洋两端可能是类似的。因为“中年危机”这个词默认是男性的，是为男性而创造的语言，让女性的挣扎变得更加不可见。

在大众文化中，典型的男性中年危机表现为各种事情搞砸，多数是婚姻，但也有事业、行为规范和个人声誉。男性的恐惧始于脱发，然后疯狂追忆大学生活，应对方法则是定期更换年轻女性和色彩艳丽的汽车......而女性的中年危机似乎更加内敛。根据我的观察以及许多和我交谈过的专家所言，女性的危机往往表现得比男性的危机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