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之死：注定的结局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距张居正之死已过去17年，距熊廷弼之死还有26年，距大明王朝之死只剩45年。这年的三月，万历皇帝派出了一个心腹宦官——高淮踏上了去辽东赴任之途。

为何遣一个太监去往边关重镇，这要从当时的明朝困境说起。

大明朝最会搞钱的那个张首辅已经亡去17年，攒下的国库也尽上底子来了。虽万历有几百万的内帑，但他出了名的一毛不拔，因而大明朝此时实打实的没钱了，以书中例“商税收入，一年只有15万两银子。”这可是商业极为发达的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

明朝国库无钱，一则是王朝进入下行阶段，制度僵化。再则是人的问题。本书作者唐元鹏提到的“囚徒困境”，文官、武官统一利益、成为一块铁板站在万历这个皇帝的对面。眼盲耳盲心却不瞎的皇帝虽不上朝，但他还是想知道他的帝国里正在发生些什么事的，于是在文武官员之外，宦官成了皇帝的依仗和心腹。在此况下，高淮到了辽东。

高淮到了辽东之后，做了三件事：一是收税，横征暴敛导致逃军逃民骤多，后果是无人耕田、边民济夷且税基遭长期破坏；二是勿管文武官员，他将众多官员拉于马下，冲击了以往团结一致的利益体，但同时也破坏了辽东的军事体系；三是向朝鲜征伐财务，得罪朝鲜。朝鲜此后在女真与明朝众多战役中多持中立（站干岸）态度。

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高淮犯了众怒。因而在称霸辽东九年后，他被押解回京，辽东复旧。

辽东被高淮折腾了九年，他虽走了，但李家还在。

隆庆朝起，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蒙古、压女真，手中攥着8千以外族降奴为主的家丁战力，打出了辽东20年的和平。但同时李家也在此地盘踞30年，根深叶茂，辽东姓了李。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李成梁能用的还是这8000家丁，但苦寒之地崛起的努尔哈赤已经拥兵三万。

熊廷弼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外部环境，女真愈盛；朝堂环境，文武沆瀣一气、素餐尸位；在地环境，田地兼并严重、几乎无粮无税无钱无军饷、逃军日多、军备松弛、大族把持地方架空在任官员，最严重的是边防崩坏，熊廷弼踏上是去往辽东的赴任之途，亦是赴死之途。

本书作者对熊廷弼的定位是，相对于屡被提及的“名将”，对熊更为准确的定位应是“后勤大总管”。他历经两朝两仁皇帝之托，两度在辽达7年，但实则他做的是这些事：修边墙、修兵器、清理马政、主张屯田、建立常平仓、整顿吏治、肃清法律负责军队人事组织、后勤保障，包括后期的经略辽东时期也是提出总战略却没指挥过一场具体的战争。以上，熊廷弼是文臣，他功在“运筹”、功在“粮草守备”。

一个能干又务实的熊廷弼为残喘的大明朝定下了“守”的大方向，不管是“萨尔浒之战”之前还是之后，这已是衰老的明王朝唯一的选择了。但为什么指出正确方向且尽心尽力在执行的熊廷弼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被杀的下场

一是明朝已经从根子上烂了，文贪财、武怕死。熊廷弼语“何文武乏人一至此”努尔哈赤雄起已是势不可挡，熊廷弼身在穷途末日、结局已定。

二万历皇帝崩了。这个全心信任他、给他撑腰的皇帝走了。万历一死，对熊廷弼的弹劾骤起。

三是党争，既有文臣间党争，又有文臣和阉党之争，再无靠山的熊廷弼沦为博弈牺牲品。

四是明朝的“战”“守”之争带来的分歧，熊廷弼的“守”字诀尽管对，但明朝无钱支撑了，只求冒险搏一把。明朝博输了，熊背锅死了。

五是熊和王化贞的“经抚不和”直接导致战事失利。广宁之溃，熊自然难脱一死。

六是天启不想他活了。登位之初对熊廷弼的信任之深，战败后对熊的恨就有多切。天启尽管不是个成熟的、懂得做皇帝的皇帝，但他确实可以一语定生死。

天启五年（1625年），北京西市口，前任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受斩而死，传首九边。

十九年后，大明朝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