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生死一线

米德与弗里曼之争算是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无意于纠缠事实对错，感兴趣的是实质具体问题背后所牵扯的庞大论域。这场造神与渎神的争辩实则为反思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敞开了一个窗口。

在今天看来，米德的做法可能会被答辩老师质疑得狗血喷头。前期准备工作是否充分？对当地语言和文化了解多少？有效的田野时间是多少？是否参与当地仪式而非依靠转述？如何分辨报道人的可信度？如何反思与当地人的距离（住在哪，如何相处，权力关系）带来的偏狭乃至偏见？如何平衡理论预设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张力？在多大程度上，研究者能宣称自己捕捉到了事实与真理？你的研究对象如何评价你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米德似乎都做得有所欠缺。

然而，为何米德及其萨摩亚研究会长期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可能比事实对错还好玩。弗里曼在书中提到了几点：1.彼时知识界学术思潮的助推：文化决定论为中心的博厄斯范式急需找一个经验例证，来证实这一纯粹理论性表述的正确性，而米德的研究仿佛一场及时雨。2.关切问题的普遍社会意义：青春期为每个文化所关注，且西方人天然对奇异繁荣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后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一点也为书商所利用）。3.后继学者的瞻前顾后：明明后有学者在萨摩亚进行了调查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却少有人提出严肃批判，从而反倒加固了“有问题”的研究在学术传统中的难以撼动的地位。

相较于涉世未深、年轻气盛的米德，弗里曼的资历显得“可靠”：懂语言，浸淫文化几十年，还是个族长，参加过大小仪式。然而，可惜的是，作者（起码在本书中）似乎也对自己的situated knowledge缺乏反思：打着为萨摩亚人正名的他，如何平衡个人使命感驱使的“去伪”与学术研究的“求真”与彻底的“冷眼旁观”相比，族长身份带来的“热心介入”又会制造怎样的特殊视角，更别说书中几个有明显逻辑谬误的不当类推，实在有点“立靶子”之感。

在序言里，弗里曼不乏嘲讽地引用萨摩亚人谚语：“独木舟好不好，要到深水里试了才知道。”但比考察独木舟质量更有警示意义的，反倒是翻船之后人的呛水、抽筋与扑腾，以及如何补救，开启新的生活。就这一点来说，弗里曼或许做得还不够，验证事实、戳破神话固然功不可没，提供跨越时空的新知识与再诠释（并对此进行再反思）属于值得追求的“更进一步”。

当然，岸上的人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太多的教训值得总结，也有太多的错误等待被天真的无知者犯下。面对各种危险，似乎没有捷径可言。没啥废话，放马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