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提出,随着生产变化和私有制的出现,从母系群婚制(group marriage)向对偶制,再向专偶制(monogamy)的演变导致了“女性在世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妇女是父权的奴隶”和“历史上最初的阶级压迫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并试图论证“私有财产的产生、阶级分化、妇女受压迫和国家诞生“是同时发生的。
然而,他的观点过于目的论导向,每个环节的论证都不够充分。例如,他在讲群婚向对偶制的过渡时说,“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了森林原始生活的质朴性质,就必然越使妇女感到屈辱和压抑;妇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获得保持贞操的权利……男人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他假定妇女渴望“贞洁”(在一个母权社会更不可思议),并认为男人渴望色欲,所以是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这引发了一些疑问,即那个时代最有权力的女性获得了什么(实际上是自我限制和被奴役)?他的解释似乎像是中国传统封建爱情小说的情节(女性的贞操与男性的风流)。在这里,他假设了某种道德观或价值导向,却没有探讨:在母系社会中是否存在这种“贞洁”观念,如果存在,又是如何形成的,甚至会怀疑这种观念是否起源于后来。
此外,专偶制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拥有更多财产,男人希望确保自己的后代能够继承私人财产。这一论证实在难以理解;他天真地假设人天生就有拥有私有财产的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没有基于物质刺激和私有财产占有之外的共产主义是虚幻的。此外,为什么家庭生活的扩张只增加了男性的权力,而没有增加女性的权力?
最后,恩格斯提出了解放妇女的方法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妇女加入社会生产,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育儿、家务等责任……从而解放妇女。回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妇女的历史,可以发现,妇女从家庭走出来承担起了大量农业劳动,但社会和男性没有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责任。因此,农村妇女背负着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重担,变得更加辛苦。很难不怀疑他的论述是否存在有意引导女性参与阶级革命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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