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资本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疑问

最近读完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有一些疑问想和大家讨论。这本书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有什么样的作用？韦伯在导论中写，他希望从宗教这一人的重要生活方式中寻找人们对西方的理性主义——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因素——的信仰来源。在第一部分末尾，他写到：『我们只是想探知这种文化的典型内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必须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把宗教改革简单地理解成经济变革的必然结果。宗教改革独特地、历史性地（共同）参与了新经济制度的形成。

这让我想起萨特对『唯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说他们是教条地从新的事实里不断发现旧的思想，而忽视了事物发展的特殊性。恰是在韦伯对不同教派的综述和对比之中，好像能显现一条从路德到加尔文的信条变化。这些变化不断适应资本主义在各个时代的发展，不同的教派在『适合』的地方收获自己的信众，又影响当地的变革和发展。那到底是信条启蒙了信众，还是信众选择并塑造了信条呢？在这里，新教教条演进变化的特殊性能不能还原成当地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呢？

目前我自己的想法是，或许可以这样还原，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能这么做。就像恩格斯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是在既定的、制约他们的环境中创造的。』宗教改革也是这样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即兴而作的教条最终不免被抛弃或者扑灭。但是，这种还原对于问题的解决来说或许过于抽象。如果我们想要在地球的另一头移植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制度，我们能从哪里找到观念和物质的力量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呢？我们能从佛教的禁欲理念、儒家的入世思想、其他的基层组织中找到多少助力呢？这好像是韦伯讨论的问题的现实意义。

那么，这就又不禁叫人进一步问下去，韦伯讨论的新教伦理和理性精神在今天还有足够的现实意义吗？他讨论的禁欲主义和职业道德、分工思想，明显带有早期资本主义的小手工业者的色彩。而今天，消费主义、垄断企业以及庞大的流动着的劳动者群体似乎已经和他讨论的现实拉开了距离。今天统辖社会的主要观念真的是那个版本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