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印刷错误(毕竟这个版本的翻译就不够精准,语言繁冗,用词也不够恰当),《月亮与六便士》书的封面上印着“仰望月亮时,莫忘脚下的六便士”。仿佛这是一本告诫人们追求美、艺术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不要忘了现实生活与实际情况的“警世恒言”。
我也记得还有一个版本是:“当他仰望月亮时,人们更多记得的是眼前的六便士。”这种说法则是用一般人的选择衬托书中主人公对艺术追求的勇敢。
只追求月亮与只追求六便士都是一种极端,处于这两极的人都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努力赚取六便士同时也不忘仰望月亮。不管是哪种人,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对错,只有原因。读小说,并不是为了多一个道德审判的对象,小说最大的价值是让读者了解人生选择的另一种可能,给读者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想象。
斯克里特兰德真的就是一种想象。书中说:“他们(一般人)身上只有模糊不清的东西,一些人的生活只是社会机制的一部分,你只能发现这点,因此他们才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能靠社会活着。他们像身体上的细胞,基本的细胞,而且,只要他们保持健康,就会在那个巨大的整体里被吞没。”
不同的时代语境,这句话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正确性或者非正确性。在毛姆那个时代,人们的确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他们缺少主体性,比起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个体被社会关系淹没。因此,斯克里特兰德这种完全跳脱社会大机器、选择成就生命主体的人,这种不在乎社会规约,不依赖社会关系,不迎合世俗,将生命这一物质个体放在最低点,追求极致精神生活与美的人,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令人厌烦。因为这种选择与生活是超出人的想象的。
很多时候,人对特立独行的人的恐惧与厌恶,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力的匮乏,因为无法想象所以不能理解,所以唾弃害怕。斯克里特兰德的选择是值得钦佩的,就像历史上无数个为艺术牺牲个人生活的艺术家与文人一样,他们的追求是极致的,这种勇气并非每个人都有,即使有勇气,最终能被选择所回馈的,也是少之又少,因为拥有天赋的人也是少数。
作为平凡的大多数,我们可以神往、也可以不置可否,但道德审判和批判倒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像小说中的作者一样记录与旁观、了解之后感叹,如果可能,我们也可以像斯特罗伊夫那样试着去理解与欣赏。
不同的时代语境其实让更多的人不会成为斯克里特兰德,因为这本就是一个张扬个性、有更多表达场域与机会的时代,但小说仍不失为一种提醒,它提醒我们,人生活着,是需要更多的想象、冲动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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