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治中兴”之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统治秩序的功能有效性和道德合理性。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基本的东方符号系统受到了全面挑战和怀疑。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有必要转变些什么,吸收点什么,设计些什么,救亡些什么……
阅读张灏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后,我有三个感受:
1. 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这四位知识分子,我们通常将康谭划为改良派,将章刘划为革命派。然而,如果我们追踪他们的思想轨迹,他们无疑是学问家和思想家。康先生甚至具有圣人情怀,我们需要收回之前对他们的鄙视之态度。
2. 中国知识分子的向上追夏商周三代而不是向前看的思维模式,锁定了他们的世界观格局。尽管西方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刘康谭章),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尤其是三纲学说进行了挑战(谭刘比较激进,康章比较含蓄),但他们仍处于传统文化的深井里,难以汲取新的思想。
3. 在儒家主流文化和道墨等非主流文化的深井里汲取不上来多少水后,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了解很多关于自由和平等的主义,但最终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大乘佛法的菩萨精神。
大学问、追三代、找佛法,这是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应对危机的简单总结,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有能力在变革中适应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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