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读记

朱若极的宿命

本章作者聚焦于石涛本人多重的身份认同，在对石涛生平的回顾中解析出明朝宗室、僧侣、遗民等多重身份，同时将这多元化的身份与石涛本人的艺术创作交叉互释。在本章的写作中，作者充分利用题画诗、跋文、人物传记等丰富的材料，从而将石涛的作品纳入了更深、更广的意义与社会网络中进行综合阐释。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此复杂的身份认同本身代表了自我意识的扩张，可以视为“早期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乔迅对石涛的研究颠覆了“遗民画家”的脸谱式形象，把握住了他在仕隐之间不断进退的复杂心理，将其置入清廷、僧团、遗民群体等复杂的权力结构中定位。

艺术企业家

本章对石涛的经济生活进行来极为详实的研究，值得借鉴的方法主要有二：首先是通过对书信材料的研究重构石涛与赞助人与顾客的交往活动，揭示出了书画交易的复杂性，乔迅先生没有局限于对石涛的个案研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讨论范围扩大到“职业型文人”这个群体，通过与其他艺术家的比较研究推定十七世纪江南地区艺术市场的概况，借此进一步深化对石涛个人经济生活的解释；此外，乔迅结合艺术品的生产模式解释石涛作品风格的多样性，提出紧张的交货时限使得一些应酬作品呈现出相对写意的风格，非常值得借鉴。我们可以看到，石涛必须要应付大量订单，这甚至加剧了他身体状况的恶化。此中原因并非简单的经济因素，结合石涛的遗民身份，我们能够意识到他十分依赖位高权重的赞助人的庇护，这决定了石涛无法拒绝他们订制作品的要求。在对石涛及其他中国艺术家经济行为的分析中，不可忽略潜藏在经济行为深层的政治因素。

画家技法

为了讨论石涛艺术风格的形成，乔迅划分了地方—区间—中央三个空间板块，讨论流行于不同尺度内的艺术风格与思想对石涛创作的影响：“清初画坛并非孤立、封闭的系统，对艺术生产来说，是包含地方、区域、区间、中央层面的高度分化与流畅的互动结构。石涛在这些不同脉络当中的经历之广，令人刮目。”正是在空间视角之下，王翬等官方画家对石涛风格的影响得以彰显。同时，风格变迁也将折射出画家本人的身份焦虑，当石涛移居商业中心城市之后，他“以巴洛克式人造山景结构，对扬州优秀的装饰绘画作坊表示了回应。”石涛本人的绘画风格，正是在“画技，奇士于独特性的追求，以及市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下形成的。在“文人画”的传统中，“逸笔草草”的写意风格与文人的社会身份紧密联结在一起，这也正是“职业化文人”将自己与位阶较低的画工相区分的基础。然而核心矛盾在于，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与艺术流派的竞争要求艺术家本人必须能够驾驭多种风格。乔迅联系清初领域的“实学”之风，一针见血地指出石涛可以利用当时的实用主义话语为自己的纯粹商业行为辩护，而无需借重道德资本的支持，从而消弭了“奇士”身份与“画工”创作模式的矛盾。这启发我们需要关注社会思潮与艺术家个人身份认同与艺术风格转向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