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官僚制”以来,将近100年过去了。现如今,官僚制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学界概念,它的现实存在和运作已经深深嵌入到经济和社会中。人们一边享受着官僚制及其规则体系带来的平等和高效,一边又不得不对它的“不通情理”和机械刻板忍气吞声。
本书作者大卫·格雷伯是一名人类学家,他在《规则的悖论》一书中揭示了官僚制支配下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困境:官僚制及其衍生出来的规则体系让生活更高效了吗?若非如此,困在系统中的我们,能否想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总体而言,《悖论》一书并不好读。格雷伯关于官僚制的剖析和论断也并没有局限于社会学的角度,相反,他把官僚制置于更加宽泛的场域,从政治学、人类学、文学的视角加以全方位的审视。
为便于理解,本文尝试以一部电影与《悖论》一书进行对读和关联。电影名为《我是布莱克》,该片荣获第69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开场有一段近3分钟的对白,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刻画了官僚制刻板、机械的弊端,同时也为全片奠定了灰暗的基调。
分析这段对白,可以发现,布莱克和医疗专家始终不在同一个对话频道上,医疗专家以官僚制特有的方式对布莱克进行发问,发问的目的不在于倾听和安抚,甚至无意收集一些个性化信息,只为官僚制背后那套通用的、标准的格式化信息服务。双方一直处于鸡同鸭讲,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布莱克几次三番试图从对方的语言体系、对话模式中逃离出来,“已经填过了”“已经说过了”“能不能只谈”“不沾边”“听不懂”“废话”,表现出急不可耐、不堪忍受的情绪,但每一次“脱轨”的言辞都被医疗专家拽了回来,双方的对话“非对称”和“暴力点”。对话双方并非是势均力敌的,医疗专家与其说是在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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