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思想来源于多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但他也反对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推动者是无产阶级,但哈贝马斯认为没有经验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如何建立起有行动能力的集体行动者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问题。此外,他还借鉴了诠释学的角度,以及与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对话,以发展出自己的见解。最后,他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为方针,将其梳理成一个以人类语言和沟通为主要特色的观念。
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潜藏着广泛的合理性,很有可能对抗技术-工具理性。技术的统治会使得政治讨论面临被专家遮天的危险,而生活世界也被工具理性挤压到边缘地位。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个说法,并呼吁严格区分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沟通理性的特点是不会把其他主体当做客体来操纵,也没有固定的目标,更多是在于真诚的辩论,以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造,进而合理地形塑社会结构。
哈贝马斯认为,在沟通行动中,重点是与他人进行真诚的辩论,在辩论中,可以被修改、驳斥,或是可以被有说服力地拒绝。而沟通行动要靠理性,区别于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谴责理性总体上就是一种统治计划。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基础在于自由、民主、法律、商谈等等。因此,他对公共领域非常肯定,在他看来,只有在自由开放的公共领域,才能认识到其他的世界观。公共领域也能保证对牵涉共同福祉的事务进行独立的判断,以及进行理性的讨论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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