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间是五代十国,这是继三国、南北朝之后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五代也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依次定都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之外的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十国”。这段时间,正统显著是“五代”,“十国”相比较“五代”而言存在感显然没有那么强。
五代的形成,是唐中后期藩镇“尾大不掉”密不可分,黄巢起义后,藩镇割据成为普遍现象,部分实力强的藩镇所建立的封国实际上已是高度自主的王国。“五代”中的后梁由朱温建立,后唐由李克用建立,这两位之前都属藩镇。后晋、后汉、后周的建立者依次是前朝的节度使,本质上和原来的藩镇区别并不大。这样一种区别不大的政权性质直到北宋建立,才得以改变。
经过“杯酒释兵权”,经过“由藩而州”,北宋的地方政权组织架构变为路、州、县三级。由五代到北宋,为了彻底杜绝政权隐患,赵匡胤改革军制,从地方军队中挑选精兵,编成禁军,并由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长官也由朝廷任命。虽然这个目的达到了,却无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其实也是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闫建飞的《走出五代》一书,从朝廷、藩镇、州郡三个层面,从“方镇为国”“藩镇州郡化”两个维度,对十世纪的藩镇现象进行了研究。常规认为,藩镇割据就是个怪胎,直接架空了中央政权。但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藩镇并非全无意义和正面价值。
“五代”对藩镇也并非全无感觉和反应,但由于时事政治发展的实际,成效不大,而且直接导致了政权变更的频繁。“五代”的五个王朝,前后不过53年时间,时间空间上都无法容纳更多的动作。到了北宋之后,真正实现了“藩镇州郡化”,管理上有了新变化,但军事上却又趋于弱化,特别是州县两级军事力量显著削弱,就连对付一般的农民起义都感觉力量有所不逮。这一点比起东汉末年刺史的那种权力确实小得多了——对中央政权倒是无法基本形不成什么有效的威胁。
北宋完成“藩镇州郡化”之后,将军政事务从州郡长官司职权中进行了剥离,州郡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较彻底的分权体制。此举虽然大大扩张了中央政权的有效行政幅度,堵死了藩镇割据重现的可能性。但这样的一种结构,即使是在宋代,也遭到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州郡分权未区分边疆与内地,导致边防不振;二是地方过于弱化,导致州县虚弱。
其中的问题,那位写了词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的陈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弊病所在,他称之为“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文天祥更是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宋惩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寖弱”,以致于“敌至则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其中原因何在,确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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