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城乡问题：中国绅士的紧密关联

在这本文集中，费孝通探究了绅士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将传统和近代经验相结合，勾勒出了一个框架。费孝通首先定义了绅士的概念，指在传统社会中负责掌握规范知识的重要群体，包括受教育地主阶级、官员亲族和考取功名者等。绅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具有张力，一方面，绅士通过接近权力来避免被支配，因此本质上是依附于皇权的。另一方面，绅士实际上与政府合作，共同管辖县级以下的地方，在基层形成了一种“悬空”中央权力的制约关系。这种互动保障了传统社会的稳定。然而，在近代受到两方面的冲击：第一，在近代国家的动员需求下，保甲制度自上而下摧毁了乡村自治；第二，聚集到城市的绅士阶级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沦为农村的剥削者。在经济上，绅士收取农村的租税却购买外国工业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的破产；在社会上，城市吸纳大量农村富家子弟，破坏了人地关系，却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了激进化。由此，城乡矛盾日益紧张，疲弱的农村难以支撑起中国的近代化。温铁军1990年代针对农村问题提出的“皇权不下县”无疑再次促进了人们对费孝通经典论述的回顾，这源自当代农村面临的相似困境。在史学界，已有许多著作批判“双轨政治”和“乡村自治”的简单化图景，发现了皇权触达基层的实证证据，然而，基层自治的实践又让我们看到，现代中国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缓冲机制，这保持了我们探知绅权如何“软化”和“抵抗”皇权的兴趣。针对城市食利阶层对乡村的剥削，费孝通提出了“土改”和“城市生产”的药方。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城市仍然对乡村进行剥削（从产品转向劳力），破坏人地关系，无处可去的知识青年等问题仍然存在。费孝通敏锐地将城乡问题和有闲知识阶级的问题结合起来，作出了深刻的洞见。在第一波城市化之际，费孝通已经提出了理解当代困境的思想资源，身处第二波城市化的我们现在需要从中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