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塔科.特尔普斯特拉在本书开篇,梳理了两次全球经济化的崛起。第一次是在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所有相关国家,尤其是英国,开始收割全球经济化的成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和平对经济的影响》一书中提及,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喝着早茶,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数量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的各种产品,并合理地期待它们早日被送到家门口。曾经这种状态被这些国家的居民们认为是正常的、必然的和永恒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这个美梦。一战后,大萧条席卷了第一次全球经济化的累累果实,终结了第一次全球经济的残迹。
大萧条之后是二战,其后是冷战。两次叠加摧毁了欧美整整几代人的信心、信仰和信念,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其它所有领域。其后70年代起,市场自由化加速、苏联解体,世纪之交时第二次全球经济化再次到来,一切全球化是否对所有人都有益。
作者认为目前在民族主义迭起的时刻,各国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消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相互关联的经济世界秩序。为了更加厘清全球化经济的周期、规律和内在逻辑,因而作者回溯到更早时间,希腊、罗马崛起的时代,去观察那个曾经的、人类经济进步的辉煌片段,这也是本书地中海的贸易:私人秩序与政府机构的著写目的。
在本书中,作者提及了政府机构、腓尼基贸易、公民次序、合同强制执行、经济信任与宗教暴力等方面。其中,经济信任是作者想要重点讨论的部分。
书中有一句话,“当罗马开始增加货币流动性时,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的大部分仍然在没有铸币的情况下运作。”这种情况在如今看来极为有意思,即在货币没有行之有效的参与经济环节时,经济活动却依旧在运转,那是什么赋予了商人们信心和信任?根源在于当时罗马的多神教的宗教信仰。多神信仰使得罗马官方允许各种信仰和团体在罗马存在。
以犹太教为例,但不限于犹太教。首先,宗教在商业中有界定成员的能力,通过同一信仰培养牢固的关系,降低监控成本。因为一个团体当面对(经济)背叛者时,除了将此人永久排除在未来所有贸易交易的经济惩罚外,还有其他社会性质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包括但不限于对背叛者的婚姻前景加以打压控制。这不仅是“经济行为”的捆绑,还是信仰带来的整个人生的捆绑,背叛的成本极高,因而忠诚度就高。其次,这种团体内部凝聚力越强,集体行动的效力也更强。这种在宗教团体内部建立起来的“私人秩序”带来了极为显著的“经济信任”。
当每个宗教团体内部建立起内部的“经济信任”时,罗马官方会在社会公共领域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所有宗教信仰的参与。国家在群体间创造一种忠诚信号的传递,弱化各宗教之间的壁垒,引本书作者论“异质群体的成员增进了同质程度,这一过程是促进群体间贸易第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这种“私人秩序”和“同质认同”的叠加成为罗马长途贸易体系中“经济信任”的一大基石。回到今时今日的全球经济现状中,宗教并不是很好的答案。但“经济信任”的追回,却是各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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