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活生生的人和土地等实在的东西大部分被虚构的套子给套住了。张居正凌厉地劈开了这个套子,大展拳脚;万历和李贽拼命地逃脱它,在和它斗争的过程中自以为战胜了它;海瑞穿上它只能迈出僵硬的步伐;申时行和戚继光则是做到了把它当做舞衣,翩然起舞。
万历面对的套子是用各种等级礼仪(磕头、高台、龙椅、服饰)和道德编织的。风光的同时,套子也限制了他的自由。当他发现文官和老师可以正大光明享受道德另一面的“阴”,并攻击他的“阴”时,他感到愤怒。他想要的被套子套的死死的时(国本之争、皇帝的自由之争、对皇帝的道德规范解释权之争)。在这样一次次的对抗中,他对于文官集团明面上宣称道义无比厌恶,他自以为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他的孤独和消极与日俱增,国家中枢就这样内耗自损,直到他将近26年执政生涯的结束。
张居正没有直接面对文官和皇帝的阴阳双重性格、体制的弊端。他改弦更张,引用私人,如臂使指地操纵国家机器基本正确的运转。
申时行洞悉文官和皇帝的双重性格。他用真正的实在的道德和智慧调和文官集团和皇帝的“阴阳”,使中枢不滞涩地运转。
海瑞看到了体制里的种种弊端,并拿着洪武时候的剑想砍出个四书里的所以然来。他没看到的是,剑太钝,体制扎根太深,不给一点突破的口子。货币制度、土地政策、基层管理办法、财政制度都有现实牢不可破的土壤。
戚继光是活在现实里的天才。他看到了文官对武官的压制,看到了供给的散乱,军户制度的不合理,武备的松弛。于是他交好张居正拖动军事供给的集中、权利的集中。使用鸳鸯阵及其变阵、招募特定兵种,用道德、宗教、赏罚、纪律等手段如臂使指地操纵威名赫赫的戚家军,建了功,立了业。
李贽极力逃脱家族道义和世俗评论的套子。但他始终没能走出朋友的经济援助。他批判、厌恶人们的伪道德言行,但也放弃不了官僚作风和心理上的优越。在道德被大多数人当做武器谋取利益的时代里,思想家难免是矛盾的、错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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