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知道,沈从文写过《边城》,其中的一句经典之作是:“我走过无数的桥,看过无数的云,喝过无数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但是,鲜有人了解他在中年之后放弃了写作,改行文物考古,并取得了与文学成就相当的卓越成就。
当我读到他的散文作品《当时的我》中的这句描述:“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红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时,我深感痛惜。他曾经是多么热爱文学,但是却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然而,回头再看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情感经历,他的发展轨迹或许正是当时最好的生存状态。虽然,我相信他内心一直不甘心,就像他在《读展子虔《游春图》》这篇文章中写道,当他对比吴道子和齐白石时,无不透露出满满的遗憾和无奈。他是一位独具天才的艺术家,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的艺术力量和高度也会不尽相同。他仍然是那个“我”,我可以理解他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认识“人”。而在广阔的历史潮流下,任何个体都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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