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点可以从很多经典作品中发掘,例如百年孤独、红楼梦,以及本书《白鹿原》。虽然表面所写为《白鹿原》,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历程。作者通过描写人心世界的复杂纠缠,阐述了这一过程为何如此艰辛。
中国政治有一套有趣的运行规则称之为“循名责实”,这又是大一统官僚帝国的产物。在国家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君主为了巩固统治,必须确立一套统一的礼法制度,并通过上面的纠察与下面的检举来有效控制广大民众。对于“名”的遵循与捍卫,已经成为确立个人生命意义的必要,不仅包括儒生士子,也包括贞洁烈女。此规则成就了白嘉轩的道德高地,却也扼杀、扭曲了鹿子霖、白孝文、田小娥等人的人性,最终导致了其惨遭杀害。
或许有人会因此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是坏人,与封建礼教并无关系,如不依据礼教约束,这些人也许会表现更加恶劣。然而这并非事实。礼法秩序之所以难以持续,正是因为其“循名责实”的权力来源于精英。而一旦精英腐化且缺少制度性约束时,上行下效、世风日下就在所难免。而清季民初的情况正是如此:在上层,圣君贤相的神话和躯体均被摧毁,代之以国家主义与跋扈武人;在下层,旧精英日渐凋零,而百姓观念仍未更新,依然遵从礼教。这一时期的礼教已经失去规制精英的能力,更加沦为精英压迫人民的工具,名实之间的缝隙空前扩大,罪恶滋生。
当前的新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断满足民众对循名责实、名实合一的愿望的过程中诞生的,这充分展现了历史文化路径依赖的强大。普遍性的王权是我们的信仰,但这个“王”的权威要从“天”变成“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制度与观念的双重更新,在那时,循名责实将不再成为精英政治意志的贯彻,而是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历史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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