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是对他2013年的现象级文章《谈谈“狗屁工作”现象》更为系统的论述。那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被批评之外,格雷伯更多的是收到狗屁工作从业者感同身受的吐槽。而这些吐槽也是格雷伯写作此书的基础。格雷伯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他和这些来信者共同合作的成果。
本书中,如果说到一份工作有其意义、价值,往往是指这份工作对社会的作用。从业者自己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而大多数坐办公室的工作,比如行政、管理等职业,完全是可以消失的。他将狗屁工作分为五种,即随从、“打手”、拼接修补者、打钩者以及分派者。这五种并不是泾渭分明,也经常有着一定的重合度。不可消失的工作是那些真正付出劳动的职业。如果没有那些工作,这个世界会立刻陷入无法运转的危险,比如护士、教师、地铁工作人员、清理工等。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对于何为狗屁工作的判断中,从业者自己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针对后面这种工作,格雷伯从女性主义中借到一个概念“照料劳动”,并且指出,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在地照料他人,照料劳动对于世界的运转极为重要。但一个现代工作的悖论是,照料工作得到的回报极少,狗屁工作大多都能拿到相当丰厚的薪酬。照料工作的回报不只指薪酬,也包含人们的评价,这些真正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往往被人们冷眼相看,尤其是狗屁工作从业者往往由于道德上的耻感而憎恶它。
如格雷伯在《规则的悖论》中指出,官僚制已经完全侵入到我们的生活,现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正在增加,有意义的工作也正在逐渐狗屁化,且势不可挡。结构、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因素是导致这种悖论的原因。市场原则、金融规则以及管理主义的扩张,使得行政与管理岗位越来越多,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管理主义封建制度。财富福音、消费主义以及没有工作的人生不完整等观念在人们心中逐渐生根发芽,使人们将谋生、工作与尊严和人生价值挂钩起来,因而尽管明知面前的是狗屁工作,却还是怀着憎恨投入其中。左右翼的政治压力,公众对于工作的道德观念,以及上层阶级对于不工作人群的恐慌,造成了狗屁工作越来越多的现实情况。
人们无法拒绝一份狗屁工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谋生、支撑家庭。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照料劳动要求我们维持这个世界的原状。“照料他人,尤其是长期地照料他人,是建立在这个世界可维持在相对可预测状态的基础上的。有可预测性才有照料行为展开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无法抗拒狗屁工作,因为我们做出的大多数行动都是照料行为,而照料行为与可预测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仿佛让我们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无论我们到底是不快乐、感到痛苦或愤怒,还是受到心理创伤、抑郁、认知失调,我们还是得继续那些狗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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