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填表与结构性暴力的悖论"

今天的人们需要填写大量表格，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份，就将无法继续进行。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吐槽过填表的繁琐。然而如今，在《规则的悖论》这本书中，我们发现茨威格其实是后知后觉了。在填表被视为官僚化世界的特征的年代，这一现象已经成型。

填表往往是一种流程性的活动。然而，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表格并非必须填写，也不必过于繁琐。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曾有一些想法：人们常轻视掩耳盗铃的行为，是因为在小范围内看起来很愚蠢。但在一个大结构中，按照流程和规则行事会产生巨大利益。这是因为我们更容易看到小空间中的掩耳盗铃，而无法察觉大结构中的掩耳盗铃。因此，遵循流程看似天真，却有着巨大的效力。掩耳盗铃实际上只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一只能够掩住耳朵的手。

这本书加固了我的想法。官僚制实际上是由结构性暴力支撑的，这是作者大卫·格雷伯的看法。格雷伯反对我们将暴力看作隐喻，而是直接把它称作暴力。尽管我们现在习惯于将暴力视为隐藏在层级结构之中，但格雷伯认为，暴力从未消失，也从未被隐藏。

他提出的例子让人深思不已。假如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努力阅读福柯关于权力理论的读者，某天没有带有效证件无法进馆，于是被保安赶走，这就是结构性暴力。这样的暴力实际上支撑着社会的日常运行，从国家军队到警察，再到保安，无一例外。这种规则背后的暴力保证，使得人们不敢擅自改变规则。因为暴力的本质就是拒绝沟通。

在这种拒绝沟通的暴力支撑下，下层人员实际上承担了相当程度的阐释性劳动。阐释性劳动指的是，通过接触到的信息、与规则和上级打交道的经历等，自发地解释规则之所以是规则。在面对黑匣子时，我们自觉地解释其运作原理，无论我们的解释是对是错。

格雷伯指出，官僚制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虽然承诺透明度，但实际上却是复杂的。通过繁文缛节和大量的信息掩盖关键信息。这意味着，处于规则管辖下的人们在承担相当肉体劳动后，还必须承担大量阐释性劳动。而上级尽管也进行了一定的阐释性劳动，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涉及设计领域。

因此，我们很难发现大结构中所隐藏的掩耳盗铃。我们不自觉地承担了阐释性劳动，甚至在发现掩耳盗铃时，多数人会怀疑自己对规则的理解。然而，规则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掩耳盗铃的手。而填表的必要性则在于你填表时，后面或机构楼里面就会出现那些你无法拒绝的穿制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