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立法者与阐释者的变化

现代社会已经呈现后现代特征。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的身份转换是鲍曼对于自身身份变化的冷静观察和体验。个人的经历使鲍曼时刻面临着现代性流动带来的破碎经验，并将这种经验纳入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的投射之中。知识分子将以何种方式在碎片社会间行走，如何看待历史和启蒙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权力，这是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所尝试回答的问题。相较于“立法者”，“阐释者”身份更符合知识分子面对多元主义的现实境遇。但身份转变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现代性策略的结束，他们不能再通过统一的价值体系来规定个体的行动和社会的秩序。他们不再是文明对非文明的启蒙者，而是在共同体揭示多元可能性的“解释者”，能够突破未言明的壁垒，接近深藏不露的人们，传达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需要阳光普照，摆脱权力和价值观的束缚，走入不同的意义共同体，在亲身体验社会的同时，保留对于身份局限之外批判思考的能力。这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结合才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实践中的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