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阅读一定量的中外文献后,我再次翻阅冯友兰先生的经典之作,不禁惊叹其写于七十年前的思想依然能触动当代人心灵,其笔触与风格也与当今读者的口味相得益彰(这或许得益于美国学者的少许参与,原著为英文版)。同时我也由衷佩服当时学者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扎实与深厚成果。
重读经典作品,我们能够从中领悟到许多新的感悟。而其中最深刻的两点为:地域与经济环境对哲学方法论的影响。在中国这个农耕社会中,人们与自然的交往经验直接转化为了哲学概念。因此,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概念大多比较模糊不清,就算儒家在某些概念上进行了具体区分,这些概念仍然是相对的、人文主义的、过渡性的;基于直接认识的东西研究出哲学思维,这便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未能得到发展的原因。因为在连续审视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确,主体和认识的客体是相互融合和统一的。因此,中国哲学的语言更多的是提示性的,而且并不明晰,这些概念不是通过理性演绎得出的(当然也有一些是负方法的思辨阐述,即通过“非此即彼”来分析)。相反,希腊这个海洋国家由于富有贸易,商人们经常与抽象的数字打交道,而数字则代表着具体的实物,这导致希腊哲学家以假设的概念进而发展了数学思维,并且认识论成为了问题,语言也更加明晰。
虽然东西方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不同,但是他们思考的问题大同小异。无论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时期名流们的思辨还是南宋时期新儒学中儒释道的大融合,中国哲学的思想深刻而丰富,毫不逊色。现今许多西方人也在寻求东方哲学的指导,以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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