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兴起

本书非常精彩。在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现象时，一种很偷懒的解释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去细想过，儒家是如何形成一种文化，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运行。这本书从春秋战国讲起，从诸子百家的起源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东周 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的战争特征诱导出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这种理性与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结构相结合被制度化固定下来，最终形成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统一，军事权力被政治权力压制，经济权力边缘化”的儒法国家。

赵老师将东周划分为三个时期，霸主时期、转型时期、全民战争时期。三个时期可以以封建化加深和衰败、科层制的发展串联起来。封建化衰败导致官学制度垮台、诸子百家兴起，科层制的发展提高了国家管理巨大疆土的能力，战争目标从称霸转向了领土扩张、战争烈度提高，利于战争的法家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全民战争时期的指导哲学。

但是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的国家-社会的互动模式截然不同，秦由于延续全民战争时期的强控制理念，从未建立起一套能够为国家与社会群体经营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而灭亡。西汉初在秦的教训上采取黄老之术和以科层制管理为主，汉武帝上台后面临着科层制选拔官员、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董仲舒在孔子基础之上提出的儒学一方面将天命论融入到儒教、为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强调的三纲本质是一种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天然引起了统治者的共鸣，回应了汉武帝的统治需求。儒教进入帝国统治的核心。

“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紧密依赖的共存关系，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甚至是从政入仕的机会。”

除了主线脉络，叙述过程中一些发散的问题也十分有趣：子产成文法争议反映的社会中道德秩序与功利欲望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国家权力的问题，中国古典哲学和欧洲哲学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回答，雇佣军战争环节的缺失对于商人阶层权力的影响，中国古代商人是在体制内部而非外部获得的政治权力，这导致国家和商人是一个零和博弈不存在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的可能等等。

一本好的书不仅能够回答重要的问题，而且能够拆解重要的问题、提出更多有意思的、更细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