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荣在80年代开始投入唐史研究,提倡“叙述史学”和“新文化史”,受到当时西方流行的微观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他的著作《唐宋文人的风雅生活》由小处入手,描绘唐宋时期文人的园治宴饮,展现当时的政坛风云和社会变动。书中分7章,但主题大体集中于园林和餐馆。
唐宋之际,达官贵人流行造园,以供颐养,其中许多集中在洛阳一地。园林并非只是景观豪宅,作者认为它具有几重寓意。对于年老致仕的高官来说,园林是安享晚年之地。对于政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官员来说,这里是休养之地。对于遭贬远窜的官员,往往于任所治园,这些园林大多官民共享,具有公园属性,是这些官员在政治挫败下疗愈身心之所。为园林所作的亭园记有时也成为政治话语的竞争场所,如《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
书中第二章以白居易在洛阳的园林生活自828年起主动到洛阳任职分司官。他得以安享自家园林十七载,这在高官中难能可贵。他写下大量诗篇,不仅记载了自己的园林生活,也记载了其它几座洛阳名园。白氏的经历可以作为官员治园居园的一个缩影。
书中另外关注的是餐馆与外食族的出现,这是唐中后期里坊制的崩坏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当时的长安市集成为第一条商业街,形成了全新的城市景观。自此之后,人们聚会宴饮才不再局限于家宴,而是大量在餐馆中举行。书中分析送别序文本中的励志话语,其中许多赠别对象是科举考生、远行官员或退休官员。这些序往往是勉励落榜者或是抚慰未得美职的远行者等等。
无论是归园田居,还是送别酬客,其实都是唐宋文人围绕科举仕宦而生的职业生涯的产物。在逼仄的政治通道内寻求有所作为的文人靠园林营造一二忘情空间,俾以淡漠名利,回归自然。而送别酬客则表达了对仕宦著述生涯的思考。这一切背后,则隐现出唐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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