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蚂蚁,就意味着放弃为人。”——《蚂蚁社会》
不管是“蚁族”或是“社畜”,都是近年来我们常用来自嘲的、略带贬义的词汇。我们自以为为自己创造了新潮的标签,殊不知,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有人用“蚂蚁”或“蚁群”来形容人类,主要是针对低贱的阶层而言。不禁要问,明明是人,却乐于将自身比拟为动物或昆虫,原因何在?
尼尔斯·韦贝尔用一本《蚂蚁社会: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来探讨这一问题。由书可知,“蚂蚁”不仅是昆虫学时常关注的研究对象,也引起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与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兴趣,一些围绕“蚂蚁”的跨学科成果也随之诞生。这些成果基本上与人类及其活动的社会、秩序有关,换言之,蚂蚁成了研究者们观察与思考人类社会问题的一个视角,他们把人们类比成蚂蚁,将蚂蚁视为某些特定阶层的象征性符号,甚至在其中需求身份认同。
为什么是蚂蚁?研究者们不是没有“物色”过其他物种。与蚂蚁“不相伯仲”的另一个物种蜜蜂同样为人熟知。举个例子,我们都认为蜜蜂是勤劳工作的代表,时而会用蜜蜂来称赞某些人具备勤奋的美好品质。蜜蜂也过着群居生活并各有分工,但是,这本书通过生物学与昆虫学角度,阐明蜜蜂在群体中存在的弊病——即使蜜蜂被视为水平分配权力的集体,但并非所有蜜蜂都参与共同劳作,雄蜂在蜜蜂群体中扮演的角色是依赖它者而不劳而获。但在研究者的观察下,蚂蚁并不具有蜜蜂这样的陋习,并且它们热爱工作,不知疲惫。
概言之,蚂蚁以群体的方式聚居生存,它们作为个体时,它们的能量对外界的影响远低于群聚时的。当它们群聚时,它们总是在行动上呈现一致性,而作为个体的面目、姓名、个性几乎都不存在,因此,卡尔·埃舍里希将蚂蚁称之为“从机体上放弃个性”的政治动物。
类比人类,谁最能体现“蚂蚁”的去个性化、群体性的特性?书中列举的是西方工人群体。云格尔认为,工人建立的秩序与蚂蚁无异。在工业化以及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人不再是单独个体,也不能不依赖社会而单独存活,而人的价值根据其对国家贡献的多少而评定。在这样的社会节奏下,工人所处的环境是机械化的、麻木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流行的词汇“螺丝钉”。
如果复数的蚂蚁(工人阶层)足以构成一个社会,集体意识随之产生。这种集体意识又被称之为“集体精神”,即完全去个人化,去利己主义,“国家就是一切”。让规模庞大的去个人化的群体办事,必然事半功倍,他们这种优势也被当权者注意到,并且政治上层也会考虑如何利用这样的特性,来高效地完成他们颁布与推行的政令。例如在战争时期或建设时期开展全社会动员,鼓动全民投入。
然而,蚂蚁(工人)群体并不完全是死板地服从。他们虽“根据规定而劳动”且“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但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蜜蜂群体那种阶级性(蜜蜂被看作是君主制的象征),他们的秩序是不明显的秩序,且随时会为了生存而改变行动。这是被驯化的蜜蜂无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规模过大且失控的蚂蚁群体带来的危害也不堪设想。书中列举了拉斐尔·赛姆斯·科迪和威尔逊提到的“超级蚁群”,它们不节制的繁殖与抢占资源(食物),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这就让人想到人口过剩问题。不管何种群体,其生物性都依赖自然资源,人类如是。人口过剩带来的环境问题如今已无需多言,只是,真正的蚂蚁能通过群体迁徙继续获取生存资源,但人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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