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有斯文，玩物可养智：君子博物鉴书团

蒙田曾说：“我们最豪迈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得写意，其余一切，包括从政、发财、经营产业，充其量只是这一事业的点缀和附庸罢了。”现代京派作家周作人等重新谈论书房中的小器物，谈逛市场的小欢喜，有意识地将日常生活艺术化和审美化。这背后是文化生活之美重新进入话语场域。通过对个体历史际遇的不断反顾，文化人重新获得价值感和身份认同，张中行通过闲章勾勒出知识人的往事，而晚一辈的赵珩等人，则是“隔辈”领略了这份多少“异乡化”了的文化魅力。这种对人道底线和文化审美的柔性坚守，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和文化的魅力。

另一方面，文物折射了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生活的隐秘，是可触摸到的消逝了的真实。人们依据文物再现前朝及远古的面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物重新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文人趣味的指向，以及凝聚民族国家想象的方式。余秋雨的《莫高窟》等散文能在当时产生巨大反响，也是因为刻画出了个体与历史承载物重新相遇的震惊体验，或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整个社会“文化寻根”的集体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