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中华读书报》。
1226年,成吉思汗抵达女真境内,女真国王奉上大盘珍珠请降。成吉思汗下令将珍珠赐给耳上有孔者,没有耳洞的士兵立即忍痛扎孔,于是所有人皆获赏。对余下的珍珠,成吉思汗说:“今天是行赏的日子,将剩下的珍珠全部掷出去,让人们捡拾吧。”
上述片段生动反映了蒙古人对珍珠的热爱,亦折射出珍珠之于蒙古帝国—承担着忠诚度激励,利益再分配等政治功能。但珍珠的使命远不止于此,在蒙古帝国史、欧亚史文化专家托马斯.爱尔森的新作《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里,能照见珍珠串连起中古时期欧亚大陆广袤复杂的交流网络。
爱尔森是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追随者,他的研究角度新颖独到,擅长从“小切口”探照“大跨度”历史时空里文明的结构性特征,此风格在旧作《欧亚皇家狩猎史》中已有出色呈现。这次,他以珍珠为窗,显影长时段中蒙古帝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特征,并勾联陆海贸易路线,描摹出一幅人类从草原到海洋,从游牧到定居的跨生态文明互动图谱。
开篇,爱尔森通过爬梳《元史》《蒙古秘史》等,捕捉珍珠在蒙古宫廷生活与军事外交中频繁出现的身影,从珍珠的便携性,游牧民族生活习惯,蒙古尚白之传统,“长生天”“福运”的宗教信仰等角度,分析蒙古人钟爱珍珠的复杂成因。揭示以珍珠为代表的现金、奢侈品再分配机制—为蒙古的政治文化核心,追随者渴望与统帅分享战利品,在盛宴庆典上展示财富地位,营造不断增长的未来期许,是游牧民族一项基本政治动员传统。
作为游牧政权,为获取充足的生活资源,蒙古人迫切需要与定居和海洋文明进行交互,交互模式有战争掠夺、朝贡、外交互赠、贸易等方面。政权建立初期,前两者是主要模式,待政权稳固后,草原的统治者更倾向以贸易方式建立持久、稳定的商业交流圈。
因而,蒙古帝国崛起后,积极开拓陆海运输路线,促进各类跨国跨洲贸易活动,成为其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方针。就元朝为例,元政府在陆上除沿用丝绸之路外,发展云南至东南亚、印度洋的商业链路,也凭借与伊利、金帐汗国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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