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们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经济压力,特别是像蔡非这样的全职写作者。最近一次他算了一下自己的缴税额,发现自己每月的收入还不到一万,但缴税的数额却与一个月收入1.7万的上班族相差无几,这让他感到非常沮丧。他开始怀念起民国时期的作家赚稿费的好时光,比如1920年代,作家鲁迅每千字可以赚到3-6元,而普通作家每千字的稿费大约是0.5元到2元。相比之下,上海工人当时月薪大约是10-20元。简单计算一下,作家们发表几篇文章就可以超过普通人的收入。据说鲁迅在上海的时候每月收入可以达到700元,用几个月的稿费就可以买下一个北京四合院。读到这里,现代作家们不由得感叹不已,因为就连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想在北京买房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民国时期的北京并不是一线城市,当时中国房价最高的地方是上海、天津等租界地区。与那里的洋房相比,传统的北京四合院并不是什么好房子,所以它们的售价相对较低是很正常的。当时北京的四合院的价格大约在800元到3500元之间,但要想买一栋体面的上海租界房屋需要5-6万元。所以鲁迅能够买得起北京的四合院,但在上海却只能租房子,他的收入虽然多,但开销也很大,所以很难在当时真正的一线城市买房。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稿费不算高的作家中,梁启超的稿费大约是每千字20元,但这个数额在其他国家来说并不值一提。当时日本作家的稿费标准中最高的是每千字可以赚到500元。其次,无论是鲁迅、胡适、梁启超还是张爱玲等作家,他们都是当时的“头部作者”,他们的稿费状况并不能代表民国时期作家的普遍情况。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全国有几十万的秀才没有了前途,纷纷选择进入各行各业寻求工作,而文人卖字为生,通过写作赚取稿费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然而,出版业在民国时期是一个非常小的行业,1932年全国出版业的总营业额只相当于美国一家杂志《星期六周刊》一年的营业额的1/3到1/2。根据粗略统计,在晚清民国时期,出版过书籍的作家和翻译家只有大约4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本身就很小,说明当时大多数的文人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写作赚取稿费。所以我们才能理解,当废科举的消息传来时,已经幸运地能够通过写作生活的吴趼人(《20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为什么会既伤感又自得地感叹:“今而后,神嚎鬼哭也”。此外,在民国时期,要成为“头部作者”也不仅仅是凭借文学才能,鲁迅曾经感叹说:“其实在……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相比之下,21世纪如今有了自媒体,写得好的人即使找不到发表途径,也可以自己在公众号或者头条号上发表作品,真正写得好的作品不怕被埋没。但是在民国时期,情况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的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规模都不大,多数属于一些文学社团。他们在选择稿件时主要是选择圈内的稿件或者通过熟人介绍来寻找。以商务印书馆这样在注重质量方面有口皆碑的出版机构为例,在早期的作者中,福建和浙江籍的作家居多。在1949年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5种以上的书籍,其中有6位作者是该出版机构的成员。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出版界一直被认为是被少数作家垄断了。总的来说,在民国要成为一名能够靠写作生活的作家并不容易,你必须混在文人圈子里并且幸运地得到大家的赏识。即使能够进入这个行业,也并不意味着你能够赚到钱。就算是如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也经常会遇到拖欠稿费或者盗版的问题。他亲自协助建立的北新书店拖欠了他16-17万元的稿费和版税,以至于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据说2018年,网络文学驻站签约作者的数量达到68万人,其中47%是全职写作。这意味着网络文学仅仅就可以解决30多万人的生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虽然并不完美,但对于写作者来说确实是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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