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道奇观。他的代表性诗论以散文体的文学批评形式展现,并且都体现了他特有的“跑野马”的风格特征。他乘兴而发,率性而作,恣意驰骋想象,快意抒发内心的感受。在他的批评中,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与严肃的教科书式批评和排斥比喻和想象的纯粹理性思辨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他的批评作品与传统的妙悟式批评和西方的唯美印象主义批评相互交织,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风貌。
徐志摩曾留学英国,受到了雪莱、拜伦、华兹华斯和印度田园诗人泰戈尔的影响。然而,他从这些诗人那里获得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滋养,更是他们诗中所蕴含的“性灵深处的妙悟”。徐志摩认为,只有具有性灵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诗歌,而写诗就是性灵自然流露的过程,这就需要培养和保全性灵。
在徐志摩的批评中,他常用“性灵”一词,意指灵感的启发。他鼓励学生参观美术展览和听音乐演奏,因为这两者同样能够触动性灵的流露。综合考察徐志摩在不同语境中使用“性灵”一词的情况,可以推断出他所说的“性灵”是指灵感、灵性和性情的结合。
徐志摩的“性灵”说可以看作是明清“性灵派”诗论的现代延续。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和清代性灵派的主要人物袁枚都将“性灵”与人之情相结合。袁宏道赞扬“独标性灵,不拘格套”的诗风,同时赞赏“情与境会,顷刻千言”的激情写作。袁枚更是提出“性情之外本无诗”这一说法。虽然徐志摩没有直接提及明清“性灵派”的诗论,但他的“性灵”说与袁宏道和袁枚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融入了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中崇尚情感、崇尚创作自由与自我表现的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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