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赞扬,但他确实受到了应有的肯定。在1598年,作家弗朗西斯·米尔斯将他从一众英国作家中选出,认为他是在悲剧和喜剧方面最杰出的。同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希腊神话剧的作者们也将他与杰弗里·乔叟和埃德蒙·斯宾塞相提并论。
然而,与同时代的本·琼森评论苏格兰诗人威廉·德拉蒙德时提到“莎士比亚缺少艺术”相对应的是,在《第一对开本》中的献诗中,琼森毫不掩饰地赞美了莎士比亚,称他为“时代的灵魂”。在17世纪末期的古典主义时期,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就不如约翰·弗莱切和本·琼森。在托马斯·赖默看来,莎士比亚将悲剧和喜剧混合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尽管如此,诗人和评论家德莱顿却对莎士比亚评价很高,并曾说:“我赞赏本·琼森,但我喜欢莎士比亚。”
到了18世纪,评论家开始根据莎士比亚自己的风格来评价他,并赞扬他的才华。塞缪尔·约翰逊的英文版本和埃德蒙·马隆版本等一系列学术评论进一步提高了莎士比亚的声誉,1800年,他被冠以“民族诗人”的头衔。他的声望在18世纪和19世纪在全球传播,伏尔泰,歌德,司汤达和维克多·雨果等作家都是他的拥趸。在浪漫主义时期,英国诗人及文评家柯尔律治盛赞莎士比亚,并在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将其作品翻译成德文版。19世纪,苏格兰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有一个英国的国王,是任何议会不能把他赶下台的,他就是莎士比亚国王!难道他不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以君王般的尊严,像一面最高贵、最文雅、并且最坚定的旗帜一样熠熠发光?他是那么无坚可摧,并且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拥有无人可及的价值。”维多利亚时代大规模地上演了他的戏剧。萧伯纳将莎士比亚崇拜称为“bardolatry”——该词意味着对莎士比亚的过分崇拜。他认为易卜生自然主义戏剧的出现使莎士比亚的风格过时了。
20世纪初的艺术现代主义没有抛弃莎士比亚,而将他的作品列入先锋派。德国表现派和莫斯科未来主义者将他的剧本搬上舞台。马克思主义剧作家和导演贝尔托·布莱希特在莎士比亚影响下设计了一种史诗剧场。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认为,莎士比亚的原始性让他成为真正的现代人。艾略特和G·威尔逊爵士以及新批评主义的一些学者,倡导了深度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运动。在新评论浪潮取代现代主义的1950年代,莎士比亚成为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对象。80年代后,莎士比亚研究成为结构主义、女权主义、非洲美洲研究和酷儿研究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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