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题主看法欠妥，有抑《纪年》而非议《史记》之意。《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就应该以《竹书纪年》为准吗？恐怕未必。

首先，世上本就没有《竹书纪年》传本，拿什么去跟《史记》比较呢？进入宋朝，已很少有人见到《竹书纪年》了，它在那时已亡失了。后来，有人掇拾《纪年》佚文，凑合史传的记事，抄录《宋书符瑞志》的文章，托名梁沈约注，是为《今本竹书纪年》。至清钱大昕、纪均、洪颐煊、郝懿行等已疑其为伪书。朱右曾更力斥其不足信，并从各传世文献中辑出《古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加以补充订正，后经我国文献整理专家范祥雍先生校理、订补，加上范先生依《史记年表》整理出的《战国年表》，仅百余页的小册子。可以说内容极为有限，不及《三家注史记》内容四十分之一，怎么能跟《史记》媲美呢？

其次，两书性质各异，《史记》上起五帝下迄汉武帝，包罗万象，是司马迁对其所能见到的文字材料和口述历史的系统梳理，是一个浩大工程，倾注了司马氏几代人的心血和这位伟大史家的真知灼见；《纪年》仅魏、晋史书，迄于魏襄王，仅国别史，而且内容多已残缺，难窥全貌，甚至绝大部分内容需借助《史记》方可理出头绪。

历史学是个材料科学，《史记》以今世逻辑观之，确有不乏推敲之处。但从《史记》记述，与其所运用的《世本》《国语》《左传》《战国策》传本比较来看，司马迁极为忠实文献，并作出了极为精准的把握，这是一个真正史家的可贵品质。但一些列传比较有文学性，博采途说，我们应以《本纪》《世家》《书》《表》为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很多考古材料，太史公没法见着，比如长沙马王堆所出十几篇苏秦书信，那是苏门弟子的绝密，所以今天看来，《苏秦列传》有很多不实之处。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不掌握《战国纵横家书》的情况下，能作出很多精彩评述，已足见司马迁的睿智。

最后，《竹书纪年》虽系战国中后期史书，但却出土于晋武帝咸宁五年，那时太史公已逝数百年矣。但说实话，数车竹简虽由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荀勗、和嶠、束皙、卫恒等整理，但时人毕竟已不怎么懂战国文字。若太史公能见着那些竹简，《史记》面貌又当如何，我不敢设想。起码临不着后人说三道四。

没有《史记》，中国文化是什么面目，我也不敢设想。两千年中，《史记》塑造着中华国民精神，太史公可谓不朽矣。我们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不应该苛求前贤；但像《汲冢竹书》那样的文献，应该越多越好——这恐怕正是史学真正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