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回答这道当代传统文学的题目吗?那我来就这个问题给大家做出一个详细的分析。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中主要塑造了团支书谢惠敏、班干部石红、班主任张俊石和后进生宋宝琦这几个人物形象。
谢惠敏是本文中赏析重点的人物,具有追求进步的特质和劳动人民的光辉一面。她坚持不希望贫下中农遭受任何损失,反对同学偷走麦穗,并要求归还。但是,谢惠敏却很敏感,尤其是当涉及政治问题时,她喜欢摆威,搬用大道理。她非常关注班上同学思想的发展,但缺乏同龄人的纯真好动。例如,小说中谢惠敏不喜欢参加任何球类活动:“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另外,当张老师提出带领团员去爬山时,谢惠敏第一时间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谢惠敏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俊石,认为《牛虻》是落后的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不阅读。恰恰相反,她仅阅读“过滤”好的书,失去了独立分析能力。她的思想受到“左”的毒害,以至颠倒了是非。总的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表现得却能掩盖伤害的痕迹,因为她的“受害”是精神深处的,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石红和张俊石在这篇作品中是作者肯定并赞扬的对象。他们不会轻易搬用政治大道理,而是对真实的事物和事件进行实际的分析。虽然两者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但他们都不需要政治纲领来判断《牛虻》一书的质量,也不排斥宋宝琦的存在。石红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有时会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更加小心谨慎,而班主任张俊石在言行上则表现得更加果断和富于独立性。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因此作品中的正面形象石红和张俊石的描写,可能有些单薄、概念化和说理化的倾向。
宋宝琦虽然家庭背景不错,但他成为后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并不够好。文化水平低下,笼统地贴标签,导致他有些自暴自弃。在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却赶上了“十年浩劫”,随波逐流,失去了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需要拯救而非放弃。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浩劫”中受害的人不仅有肉体上的伤害,也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们。孩子们精神上的“伤痕”往往作为一种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更具欺骗性。因此,只有从精神层面上拯救这些受害者,才能使社会进步。《班主任》虽然仍然停留在说教层面,但其“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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