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轰动。他生动而慷慨地呈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云变化。他从歌颂“抗秦”到歌颂“暴秦”,为我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秦国发展史,以及大秦帝国的兴衰。虽然历代史学家都将“暴秦”形象钉在了教科书中,但孙皓晖的作品颠覆了人们一直以来的观念,从某些方面树立了秦国灭六国是历史趋势的想法,开启了中国千秋万世天下一统的理念。这一点值得肯定。
但是,难免存在渲染和夸大的成分。关于当时的历史事实,山东六国的文明进步程度优于秦国,这是六国卑秦的缘由之一。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一个西部戎狄部落,民风粗俗野蛮。孔子作为一位注重伦理纲常的人,选择不入秦也难怪。虽然商鞅变法是顺应了列强争霸的历史发展,但是否开启了秦国“法治暴政”这一问题还有待探讨。作为法家的代表,商鞅采取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尽管后世很多人谴责商鞅的“法治暴虐”,但这些措施在那个时代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在那个社会生产力不高、缺乏基本价值观的时代,严惩对维持社会秩序是最有效的手段。割鼻、砍脚、剁手、腰斩、分尸等惨无人道的刑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应当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那个时代。
从历史发展来说,商鞅变法有其局限性。但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商鞅的变法是一种治国策略,并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商鞅的变法让“翻身农奴把歌唱”,吸引大量六国民众入秦,并让天下士子展露才华。秦国因此成为当时列国民众“向往的地方”。商鞅采取的吸引人口、户籍登记、住宿登记、犯罪连坐等制度,有些制度现在依然在使用。秦国还吸引了范睢、蔡泽、李斯等一大批士子来秦建功立业。秦国在列国眼中,显得朝气蓬勃,相比六国的没落和腐朽。因此,虽然《大秦帝国》确实是一部赞歌,但它并没有扭曲历史,也不是歌颂法家的赞歌,而是一首中国原生态文明的赞歌,一首金戈铁马、百家争鸣、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力争上游的民族赞歌。最后,我们应当记住,战国时期离我们已经过去两千多年,那个时代的历史只剩下了少量的典籍记载。而出土的睡虎地、里耶等竹简则是从两千年前传来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秦国的法律在很多方面还是符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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