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部作品中共同揭露教会“虚伪性”思想意识的根源,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也与欧洲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很大关联。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反对禁欲主义和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世界观,并把矛头指向教会统治和神学思想。教会的神学世界观把上帝看得至高无上,而认为人只能被上帝摆布。这代表了封建主的利益,通过神的权威来压制和奴役人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人文主义则赞扬人性的美好,提倡幸福就在人间,崇尚理性和知识,推崇个人才智和智慧的发展。这种思想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学指导思想,影响了许多重要文学体裁和作家,如莎士比亚、蒙田、塞万提斯和培根等。同时,《牛虻》的作者伏尼契、《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和《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复辟的思想。伏尼契通过于连这一形象来表现强烈的民族解放思想;司汤达则通过《红与黑》描述社会风气和反对正义进步力量的历史演变,而雨果则在《巴黎圣母院》中谴责道貌岸然、心底充满激荡的情欲,揭露中世纪的教会和封建统治者迫害人民的罪行。这些作品都明确表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性的美好和价值,反对教会的虚伪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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