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晚年想入少林寺专心译经,他的理由是:此生他一直为“慧”所驱,现下需要补上“定”的功夫。虽为唐高宗所拒绝,但不得不说,这样的理由的确真挚而深刻,并非他用来逃遁俗务的搪塞之言。
玄奘的一生,确实一直由强大的求知欲所驱遣。从洛阳到长安,再到四川,继而一路东行、北上,所到之处,他都以无限虚怀,贪婪吸收新的佛理学说,以致日渐强大充实,国内高僧再无法满足其智性需求。他于是不得不一路向西,历尽万险,只求佛法精深,能解他智识之惑。他的前半生,尽是“为己”的性命之学,是不可不学。于学问的饥渴令他无视肉体的艰苦磨砺,也放下对国法禁令的畏惧,总之,世俗层面的阻碍于他而言,无比真实但尽可超越,他接受随时的倒下,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的前行。
我想,玄奘的壮举至少需要三样东西方足以成全。一是佛法的可堪托付。每进一步,确有无上欢喜与满足。玄奘毕生所追寻的并非泡影虚幻,其中也并不夹缠不堪的副产品,令人心生内耗。二是玄奘的天生禀赋。这使他得以真正进入佛学门径,渐行渐深,全身心沐浴在智慧之光中。料想许多人许多事,禀赋就是最大的门槛,让人无望、停滞。而玄奘却从未止步,与他高绝的悟性不可分割。三是正逢其时。西行之路凶险,但玄奘所到之处,总能遇难呈祥,很大一重原因也是佛法自有其感召力。
《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无疑是对玄奘本人的庸俗化。作者不能理解取经人的执念与信念,将取经的动机解释得勉勉强强,让人为这样的虔诚智者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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