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魅力：洛阳大火将历史性感化

公元192年，董卓劫持汉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西迁至长安，临走时，他用一把大火，将这座名城烧毁。这场大火便成了张磊夫先生《洛阳大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标题，它别具反讽意味：汉朝自称火德（汉朝究属火德、水德还是土德，曾引发争议，最终定为火德），果然亡于一场大火。

《洛阳大火》是专注于东汉的通史，正如本书副标题：公元23—220年的后汉（即东汉）史。

东汉史尤具宿命意味。东汉兴起于南阳世家集团，没有豪强们的支持，刘秀很难在割据中崛起，实现再度统一。其代价是，东汉只能定都洛阳，刘秀却不得不放弃第一任皇后郭圣通，接受第二任皇后阴丽华——毕竟阴家的支持更重要。创业时的权宜之计，给东汉留下两个巨大的BUG：

其一，世家官僚长期垄断政治，特别外戚专权，屡屡危及皇权。为与之抗衡，东汉的数位皇帝被迫重用宦官。宦官与外戚的对抗，引发一次又一次动荡，而东汉皇帝离奇的短寿（平均寿命仅26.71岁），加剧了这些动荡的危险性。

其二，定都洛阳后，与北方边陲距离太远，导致大量边民南迁。随着边地日空，中国北方落入只有军队、没有王朝的尴尬局面，守边成了东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持续的边患最终拖垮了王朝。

雪上加霜的是，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气候剧变期，随着平均气温骤降，瘟疫横行，击穿了农耕帝国脆弱的社会保障能力。大量人民死亡，生产力遭破坏，以治病为借口，邪教横行，天下纷乱。为解危局，东汉只好扩大州牧的权力，使其兼有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和外交等，各州成了“国中之国”，形同割据。东汉原指望多用皇亲任州牧，靠血脉关系维持局面，但刘表、刘璋、刘焉、刘虞各有算盘，反而是冒认皇亲的刘备，成了刘姓中唯一的“扶汉”者。

可以说，东汉灭亡的命运，从诞生的那一天便已注定。

在本书中，张磊夫先生文笔绵密、不避繁杂，细致描述了东汉政治的起伏，特别是外戚、宦官与皇帝三者之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虽残酷，却长期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即书中几次提到的东汉的伟大成就——行政制度，它为朝廷提供了优秀人才，实现了有效监督，较好地平衡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帝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