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性压抑：孽子的代表

记得任辩论社社长时，曾经和社员们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性恋问题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现在看来，这样的问题无疑谬误。

“我想，同性恋是天生的”先生也在访谈中说到。

回到问题本身，现在在我看来，同性恋问题（此处“问题”二字并不释义为“毛病”）大抵是结构问题。想到一位同性恋者接受访谈他说到“他和他的对象意愿领养一个孩子，但他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以后若是有其他小朋友问ta“为什么别人都是爸爸妈妈而我有两个爸爸”希望有相关的教育或者先例给他们帮助”。

社会大的结构是一夫一妻，处于“边缘”的一部分人拉回社会的大结构中，法律上得到了支持，无疑是平权运动的一大进步。可这并不意味着平权运动的结束，社会结构更深处的问题未曾解决。更深处的不平等还需进一步的努力。需要的是人们将看似“不合理”实则合理需求的现象（如上诉例子）慢慢吸收化为现实，这需要时间的磨合，更需要时间。

《孽子》中，正是处于未曾了解理解便将同性恋处处都透露出“中国五千年的性压抑”。却又带着变化的可能性。相比宗教、信仰的欧洲文化，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