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并不应该完全被归咎于美国政治危机的根源,因为在他之前,美国已经陷入了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初开始流行,使得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率。但这种政策导致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财富差距的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剥夺。这背后是一系列措施,例如市场自由化,公共服务私人化和生产全球化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并构成了“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尽管建制派一直坚持这种政策,但这也导致了金融化、结构性需求不足和价值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全球化生产之后仍然存在,无法帮助发达国家市场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他采取了多种政策来破坏现有国内和国际秩序,如政治不正确、关税壁垒、反移民和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开支。尽管他成功地揭示了已有的分裂,但他并没有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破坏性的角色。商人并非不可以成为总统,但在治理国家时,需要遵守基本秩序,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打破规则。因此,总统需要从职业政客中产生,他们可能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能够知道哪些秩序应该改变,哪些长期利益应该争取,哪些短期利益应该放弃。如果政治秩序本身成为冲突的目标,那么建制派的政治精英就可能被抛弃,给了一些非典型人物历史的机会。特朗普和乌克兰的新总统泽连斯基都是这种非典型人物,他们的出现表明已有的政治秩序确实遇到了严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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